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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今天，第一代外来工大都已经返回农村，而构成今天外来工主体的，是一代“新生代外来工”。他们比第一代外来工离开农村的年龄年轻近10岁，除了户口簿上的“农业”二字，他们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职业已经基本无关。他们不再节俭； 他们不再如父辈一样能吃苦；他们不再愿回农村——但今天他们的根也不在城市里。
我们每天都在城市中看到他们。可我们是否注意过，20年来，他们已经更换成新生一代？
下午5点30分，19岁的袁石金骑着他的电动三轮摩托，从京郊两公里外的“锦绣大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回到了他的居住地，靠近北京市东五环的龚村。
这是一片纵横都不到400米的聚居区，陈旧破败，甚至很难找得到一间楼房。但在一条横贯全村、约3米宽的街道两旁，各种商店紧紧挤在一起，提供着全部生活所需：手机、小家电、衣帽、药品、兼营化妆品的副食店……远远超出一个普通村庄商业活动的正常规模。仅就餐馆来说，就有四川菜、重庆火锅、兰州拉面、东北饺子……但很少有一家餐馆其店面能超过20平方米。因为缺乏足够有效的排水系统，凹陷的街道中间，餐馆和理发店排出的污水形成一条宽约一米的臭水沟，在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也不曾干涸。
这个村庄所居住的人口，早已经超过了它最初的设计。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的外来打工人员涌入这里，使得这个即将被城市吞没的村子突然回光返照。龚村西面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告诉记者，龚村的居住者主要为拾荒者、搬运工和批发市场的商贩，其人口数量从三四年以前就已经至少超过原住民五倍以上，目前保守估计应有数千外来人口在此生活。
已与第一代外来工相差一代
“新生代外来工”——这是个经过反复斟酌才被确定下的名词。
说这些来自农村的外来打工者们是“外来工”，而不是“农民工”或者“民工”，不仅因为后者一直含有些许的贬义，而且当下的外来工们，“许多都没有什么务农经历，都是离开学校就出来打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王春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户籍上还被冠以“农民”，他们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职业已经无关。
王春光在研究中发现，从90年代开始，外出农村流动人口平均年龄由80年代的30.86岁，已经下降到22.99岁，两者相差7.87岁，非常接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相差10岁等于相差一代的情况。
袁石金们正是新一代进城大军的主体。王春光认为，他们来到城市，不再是纯粹为了赚钱以贴补家用，他们要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爱情和安身立命的方式。
由于没有被城市承认的身份，他们一般被称为流动人口，但这种流动其实完全是单向和只进不出的。
易本耀统计过，往往离市中心越远，外来农村人口的聚集越为密集，其居民收入也越低。由于北京三环路以内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整体外迁，在四环、五环附近的岳各庄、新发地、八里桥、清河等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周围，依托这些市场生活的外来人口就形成了大型聚居群落，呈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
1997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外来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北京地区外来流动人口已达285.9万人，其中在城区居住的外来人口229.9万, 而北京市的总人口为1300万。
北京的流动人口多从事第三产业，多半集中在建筑、商饮、服务等行业。特别是个体小商贩，以工时长为特点，一般需要两个劳动力相互轮替，因此以家庭流动为主。
这与珠江三角洲以加工出口区为类型的劳动力需求，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的广东省，是外来工们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里的外来工占了全国的47%，另一个数据是，近10年，在广东的打工者达8000万。
与北京的相对分散居住情况不同，广东尤其是深圳一带的外来工，多是从事制造业，他们多集中居住在成片的工厂宿舍里。
袁石金每天的工作是用电动三轮车把食品调料送到各个酒店去，他自豪地告诉记者，“锦绣大地”农产品发批发市场80%的调料品经销商都是他的老乡。每天晚上6点以后，随着袁石金们结束工作回到龚村，这个村子就迎来了它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当村外公路对面一墙之隔的别墅和小区华灯初上，村里没有路灯的狭窄街道上也人影憧憧，冷清了一整天的商店和餐馆开始忙碌，台球室和用电话线拨号上网的网吧里挤满了人，破败的村子里弥漫着一种奇特的繁荣气息。
这也是袁石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他和他的室友袁杰常常会去喝一点酒，然后去打几局台球。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也喜欢上网，但这里3元钱一个小时的网吧实在太贵了，而且网速很慢。
袁石金抱怨说，每次用QQ发文字消息都要很久，他根本无法和在石景山当服务员的女朋友视频聊天。
“新生代”们的个人画像
袁杰，来自福建长汀，21岁，刚刚辞去工作，他原本在一家调料店里做电脑操作员，负责打印销售单。虽然不是什么体力活，但袁杰还是觉得这工作太辛苦了，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连续上班让他受不了。半年前来到北京，是袁杰第一次出远门，高中毕业以后他一直在本地做网络游戏的“代练”，虽然没挣到什么钱，但让他深深地迷上了电脑。他希望有机会学习电脑技术，然后去软件公司，他觉得那才是他最想要的工作，轻松、体面，而且收入挺高。
袁杰刚刚和他的女朋友分手，女孩子是另一家调料店的电脑操作员，也是他的同乡。袁杰说，现在他还“养不起”对方，也不能给对方带来什么，分手是应该的——和袁石金一样，他没有什么积蓄，而且有点入不敷出，袁杰诉记者，现在这点工资不够用也不值得积攒。将来当然会遇到需要用钱的时候，但那时候他也不会只挣现在这么一点钱了。
王树宇，来自四川农村，21岁，初中毕业后曾经当过兵。从今年3月份来到北京，他一直在龚村一家餐馆里学厨师。上个月，由于战友的帮忙，他进城在一家大型超市当上了保安。
王树宇每月的工资是600元，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以后，他花500元买了一个sony随身听，他的枕头旁边放着光良和羽泉的CD，他还没来得及结识新朋友，于是大部分空余时间都用来听CD或者上网。每天晚上在保安宿舍里，王树宇都要听歌直到午夜一点左右才入睡。
王树宇很喜欢逛街，他对城市有无穷的热情，但在龚村居住的半年里他进城不超过五次，所以刚做保安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商场里一逛就是老半天，接着又迷上了坐公交车看街景。但几天前在街头闲逛的时候，他突然被警察拦住检查身份证和暂住证，后来打电话让超市来人才把他接了回去。
尽管这样，王树宇还是觉得城市比家乡更加亲切。在家的时候，父亲经常责怪他不能好好读书也吃不了做农民的苦，其实在他家乡的同龄人已经没有人能像父辈一样做农活了，和王树宇一样，他们纷纷来到城市，不管城市是否接纳他们，他们都要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
单妹(化名)，来自陕西，19岁。她去年考上了第四军医大学，但是父亲说，将来大学毕业也是打工，还不如早点出来吧，于是她就跟着来到了深圳。时至今日，单妹还保留着那张录取通知书，看到它的时候还有些后悔。
来深圳一年，她还没有回过家。每天的工作是在生产电子秤的流水线上，把上一个工位做好的半成品“放到炉子里烤一下”，交给下一个工位。她的工资是底薪加计件，如果不加班能够得到600多元，如果卖力干，最高拿过1500元。
除了单妹自己，她的父亲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都在深圳打工，分属不同的厂，陕西的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她说妈妈不要她寄钱回去，她也知道寄回去了妈妈也不会用。于是就安心在深圳挣多少花多少，几乎没有什么积蓄。
记者问她：“你一个人怎么能花掉这么多钱呢？”单妹说不知道。
“不知道”，这是单妹最多的回答。问她将来怎么打算——不知道；工作之外最想干什么——不知道。
单妹现在很开心，因为已经渡过了刚来之初的压力，生活完全没有问题。
她最迫切的要求是涨工资。“不过现在深圳各个厂的工资也就是这样了，到哪里都一样的。”单妹说，即使再在深圳干一年，还会拿计件工资，经验累积没有什么意义。
面对陌生人，单妹和她的伙伴表现出一种特别的警惕，连真实姓名和电话都不肯说。她说她没有手机。
“要是家里出事了怎么联系你呢？”
“不会出事的。”单妹乐呵呵地说。
过了一会，单妹的口袋里发出好听的电子铃声，一直在说笑的她脸上有些尴尬。
流动人口子女：正待浮出水面的更新一代
北京市社科院韩嘉玲博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2004年的调查，在北京公立学校就读的流动人口子女为21.4万，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她相信在北京的流动人口子女总数应该接近40万。根据抽样调查，在年龄分布上，流动人口子女从零岁到18岁为不规范的倒金字塔型，12岁到16岁的人数最多。
虽然在2002年4月19日北京市教委就宣布，从同年9月1日起，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可以缓交或减免借读费就近入学，但绝大多数无固定工作的打工者根本无法拿到务工证等就业证明，更没有自己联系学校的活动能力。
韩嘉玲说，由于升学渠道困难，外来子弟入学率从小学、初中、高中呈递减趋势，由于最终没有在北京参加高考的机会，成绩较好的外来孩子，在小学或初中毕业后就回到老家继续读书，成绩不太好的就进入北京市内的职高或直接开始打工。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是在少年时代教育上较不成功的孩子容易留在北京。
很多孩子则就此流入社会。北京市海淀区少年法庭尚秀云法官告诉记者，在海淀区去年判处的425个少年犯罪案件中，外来人口犯罪约占49%，其中农民工子女占相当大的部分，过早地离开学校进入下层社会，往往是导致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
而王春光曾经对记者讲过这样一个细节，在调研中，一位“新生代”告诉他，不要喝本地生产的软包装牛奶。因为他在生产线上工作时，曾往软包装里面吐过痰。
“这种事情不是很普遍，我也不想损害他们的形象。社会对于这个群体一直不公，他们没有力量正面对抗，他们会迂回地、委婉隐蔽地使用一些报复手段。”王春光说。
韩嘉玲认为，现在去判断这一代人的社会特征还为时尚早，但可以预见的是，他们的问题将越来越重要，我们的社会也将会为适应他们而做出改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朱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