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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利率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让经济以其自身的潜能在低通货膨胀下持久稳定地增长，是格林斯潘最为人称道的遗产

　　本刊记者/陈晓

　　2005年8月，美联储堪萨斯分行召开了一年一度的研讨会。和往年讨论经济政策和世界经济大势这样宏大的议题相比，这一届的年会有一个特别的主题：格林斯潘世纪——对未来的指引。

　　这是一个向现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致敬的主题。2006年1月，79岁的他将卸任美联储主席，结束他在美联储18年的“统治”。在这18年里，他经历了1987年黑色星期天的股灾，1998年俄罗斯债券延期偿付的金融灾难，“9·11事件”后的经济恐慌。也在这18年里，他不断将美联储利率以0.25的百分点上下浮动着。这是美联储的基准调整利率。在这无数个0.25的上上下下里，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繁荣期。

　　在这次年会上，普林斯顿的经济教授艾伦·布林德和里卡多·赖斯做了名为《理解格林斯潘的标准》的报告，他们对格林斯潘的评价是，“把各项打分统计起来，格林斯潘当之无愧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央银行家。”

　　“格林斯潘使美国成功渡过了几次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他在任期间，实施了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货币政策。”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哈维·罗森也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格林斯潘的利率

　　有人说，格林斯潘18年的工作，几乎就是决定利率的几个数字。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素来就有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盯住利率”(盯住政府国库券利率)甚至是联储惟一的货币政策目标。

　　在格林斯潘的领导下，自1987年以来，联邦基金利率的走势主要受两个变数的影响：第一，通胀率升高时，会提高利率。当经济涨势强劲时也会提高利率，这要根据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人口增长率进行测算。第二，当经济陷入衰退，或者受到重大外力冲击时，格林斯潘会调低利率，以使更多的资金进入市场。

　　正是在这一货币理论的影响下，在其后的近十多年的时间里，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体系被美联储奉为圭臬，并被世界各国纷纷效仿。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投资方式的改变，使得社会上充满了大量的流动资金，而这些资金没有被、也很难被包括在货币供应量之内。因此，如果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判断、指导经济增长的准则，就会出现越来越大的失误。1993年7月22日，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参议院作证时出人意料地宣布：美联储决定放弃实行了十余年的以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规则，改以调整真实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1994年2月22日，格林斯潘在参议院作证时，又一次宣称：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以“中性”的新货币政策来取代前几年的以刺激经济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根据他的解释，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使利率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能在低通货膨胀下持久稳定地增长。基于这一原则，美联储将其作为确定和调整真实利率的主要依据转向了真实年经济增长率。

　　“美联储调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考虑的不仅是物价这样一个简单的指标，更重要的是，美联储对利率调整的幅度与方向的把握，就是要保持一个较为稳定的真实利率，并且努力使联邦基准利率与实体经济中的真实利率大体相当，以使联邦基准利率的调整尽可能地保持‘中性’。”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彭兴韵指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联邦基准利率的调整，基本上都遵循了联储货币政策的新准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逐渐下降，失业率开始上升，联邦基金利率小幅度地下降了；“9·11事件”后，美国私人部门投资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失业率也大幅度地攀升，在那两年里，美联储急剧地降低了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投资、经济增长率和资源利用率都在上升，美联储于2004年6月开始，5次“平滑而有规则地逐步提高”了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水平，而且每次都只提高了0.25个点。

　　格林斯潘对自己对利率的调控还是很满意的，他甚至想把这种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和他的调控理想形成法则，传之久远：美联储应当保持平稳价格 没有或低通胀率。

　　“这样做机遇和挑战并存。”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巴罗说，“就像其他一些央行所做的那样，使程序法制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在长期内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实施的是错误规则，产生的后果将比格林斯潘的直觉判断更糟糕。这意味着美联储的新主席将是美国政府经济部门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职位。”

　　美联储独立

　　1987年。格林斯潘刚担任美联储主席，美国便爆发了“黑色星期一”股灾。股市急跌508点后，格林斯潘宣布美联储将向市场提供偿付资金。

　　当“黑色星期一”股灾的阴云渐渐被调低的利率和美联储注入市场的资金驱散时，1988年1月10日的美联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一个以尼古拉斯·F·布兰迪为首的政府委员会对经济崩溃发布了长达340页的报告。格林斯潘从这份冗长的报告中，将利率政策提炼为了重点。美联储希望银行按一般低于市场利率的贴现率向美联储贷款，并有监控他们的权力，并赋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及他们的决议空前重大的意义。时值美国大选将近，政府对经济的关心有所放松。“我们将成为惟一关注美联储的人。”格林斯潘说，这是争取美联储独立的机会。

　　美联储的独立性并不能轻易维持。正如大家给格林斯潘的绰号“通货膨胀斗士”一样，格林斯潘担纲的美联储，18年来的主要任务拒通胀于国门之外。而由此一再衍生的调高利率举动，成为经济在数字层面快速增长的刹车。

　　这不是美国政府和财政部乐意看到的。两者关于利率浮动的争执一直持续。1988年，财政部长贝克的一个助手写信建议利率下调，因为他们预期经济将下行。2月24日，格林斯潘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向贝克强烈抗议。这成为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的头条：“格林斯潘要政府停止向美联储施压。”

　　1989年8月，布什的预算官员理查德·G·达曼在一个早间的脱口秀节目“新闻有约”中，批评了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他说，恐怕美联储的政策有点太紧了。(此前在6月6日，格林斯潘刚建议联邦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达曼说，“如果我们经历一场经济衰退，我想是因为他们犯了过于谨慎的错误。”

　　1993年1月28日，格林斯潘警告刚上台的克林顿要与即将到来的巨额赤字做正面交锋。但在1994年2月4日，格林斯潘将利率上升0.25个百分点。4月18日，再上调0.25个百分点。5月17日再次提出上调0.5个百分点。这让克林顿大光其火。他愤怒地向身边的人抱怨，“这将使1993年以来减少赤字的努力变得毫无价值。”

　　对格林斯潘不满的总统不止这一位。他对通胀的谨慎控制，似乎始终和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1992年布什在大选中因没能履行经济承诺输给克林顿时，就曾将这个罪责归因给格林斯潘。如果不是当时他坚持实行上调利率的措施，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和经济指标应该会更好看。“我再次任命了他，可他让我失望了。”1998年秋天，布什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这么说。

　　让总统失望的格林斯潘，却几乎赢得了民间和观察家们的一致好评。“明智地和政治过程绝缘，美联储在减少对投资的税收方面扮演着最关键和最称职的领导角色。”哥伦比亚商学院院长格伦·哈伯德说。

　　《纽约时报》在盘点格林斯潘遗产时，认为在美联储的改革上，格林斯潘增加了美联储和公众的沟通。在1994年前，特殊的利率决定是一个秘密。格林斯潘上任后，公开并解释美联储的利率变动。在提升美联储对公众的说明义务的同时，也将美联储推向了一个崇高地位，市场唯他马首是瞻。这甚至衍生出一个特别的行当：美联储观察员。

　　在帮助美联储独立的同时，格林斯潘也在巩固着他自己的权力。美联储所有利率变动的决定，都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共同讨论决定。几乎每一次利率的变动方向以及上下幅度，都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学术讨论。但在格林斯潘的建议和有意识的引导下，委员会一致同意在经济稳定的脆弱期，利率变动需要更频繁，需要更大的灵活性。格林斯潘最终获得了在每6个星期举行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例会之间作出小幅改变利率的权力。

　　难以继承的个人特质

　　除了留下行之久远的调控准则，对继任者伯南克来说，格林斯潘还有一些成功的个人特质，这样的遗产更难传承。

　　通常对格林斯潘的评价是：不温不火，不偏不倚。他惟一偏执的地方是对数据的倚赖。据《华尔街日报》副主编鲍伯·伍德沃德回忆，1989年2月，对利率的上升或者下降，格林斯潘开始了漫长的电话咨询和数据收集。他获取数据的对象有各家公司的购货商，商业部经济分析署管理全民收入，开支和财富的副局长，还包括杰克·韦尔奇。这种对数据的强烈倚赖，最终形成一个制度，由美联储人事部成员每个星期给这一长名单的公司打电话获得实时数据。

　　格林斯潘对数据的辨析能力是独一无二的。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在对继任者伯南克的忠告中就提到：你不太可能具备格老从数据中提炼信息的惊人能力。格老曾在分析大量数据后，察觉1995年后美国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因此，你得更多地依靠其他人的能力和直觉。

　　能掌管美联储18年，除了是一名能从纷繁数字中看出玄机的优秀经济学家外，格林斯潘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生存者。他说过一条在公共机构中的生存法则：自己传递坏消息。对政治势力表示上的服从，但通过运用接见的方法，突然使用直接手段和强烈欲望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格林斯潘与政治界的任何人都建立了良好关系，总让人以为他是自己一边的。当他担任福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CEA)时，也利用他和福特总理的私人关系，将CEA在参与决策方面，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觉得他身上有博爱的哲学精神。”里根的第一位预算顾问大卫。斯汤克曼于1988年的回忆录《政治的胜利》中写道。

　　身处高位的格林斯潘对语言表达非常警惕。他的所有公众讲话都仔细过滤和衡量，并通常以一种晦涩饶舌的方式表达。语言中包含了一系列令人发疯的前提和条件，从而使他几乎可以从他自己说的话中全身而退。

　　格林斯潘把这称为“建设性歧义”。2001年1月，当他再次被克林顿提名为美联储主席时，美联社资深记者向他询问：是否坚持对股市非理性繁荣的判断，他用了一句冗长饶舌的句子表明他拒绝回答的原因——因为“有人会从其不得不公之于众的检验市场理论性的复杂问题中得到利益。”

　　格林斯潘留下的最难复制的遗产还是他的好运气。他在位这18年，虽然有黑色星期一，有亚洲金融风暴，有“9·11”，但更有美国新科技和新兴商业的崛起，这些企业家家们为美国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这成为了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基础。

　　“美国经济的稳固，和历史性的持续上升，挽留了格林斯潘。他本人已成为解释和理解经济的一种标志和方法。”《华尔街日报》副主编鲍德说。

　　对伯南克来说，这样的好年景是他无法继承的。没有天时地利的配合，如何将利率的抽象变化，转化为节节上升的社会财富，是明年1月之后伯南克要紧张应对的现实。

　　不过格林斯潘的遗产里还有这样一句名言：如果你不紧张，你就不应该来这儿。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