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今天的城市人到农村去与20世纪60到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差30多年，在我看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要理解今天的“到农村去”、“到西部去”，就必须理解中国社会近40年所发生的变化，其中本质的变化就是社会成员的自由化。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改革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上一次的上山下乡也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虽然“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是由城里人首先提出来的，但要真正实现“到农村去”的愿望却是任何社会成员也不能随意实施的，必须由计划经济的科层体制来实施，社会成员只能作为体制的“砖”，被革命的需要所指引，“哪里需要哪里搬”。

　　如果说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社会从层面有什么实质性的后果的话，那就是把社会成员从计划中释放出来了，使人们获得了行为的自主和自由。30多年来，中国改革在社会层面上的变化也莫不是在行为自由这个层面上展开的。

　　而在对自由的认知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行为选择的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改革带来的自由，就是行为选择机会的多元化。 那么，对社会自由的认知便成了对社会行为机会的搜寻与选择，“到西部去”、“到农村去”是对机会的选择之一。

　　简而言之，今天的“到西部去”、“到农村去”是社会成员在获得行为自由的条件下对行为机会的选择，是社会成员的心态走向平静的过渡期。但是，选择这些机会的人也许还没有认知到这样的选择可以理直气壮。大家知道，中国社会的流动机制中有一条千年不变的法则，那就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对高低的定义也是在计划之中的话，那么今天对高低的定义则在每个人的自己的心理了。

　　欧阳修一首关于西湖的词写道：“……满目繁华，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钿车。……路转堤斜，直到城头总是花。” 此词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描写、遮遮掩掩的情调，与今日那些城乡间游走的城市人有着某种心理上的暗合。

　　看厌了绿柳朱轮繁花，转过城头或许会有另一番人生体验。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邱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