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将解决东北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国联，结果不但调解失败，反使日本侵略野心愈加膨胀。历史证明，惟有独立自主、自强不息才能真正维护民族利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九一八事变”始，积弱的民国政府将保护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在当时的列强“调停”上，最终并未阻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脚步。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依然要靠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牺牲与奋斗，这是民族利益的根基。

　　国际调停难保中国利益

　　这是一段令人扼腕兴叹的往事。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经过精心策划，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段铁路，随即又自导自演、贼喊捉贼地出兵攻打北大营中国驻军，并同时攻打沈阳城及东北铁路沿线各重镇，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驻东北的中国军队依据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绝对不抵抗”旨意，拱手让出了北大营和沈阳城，随后又从东北各城镇撤退。只10数日，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轻取了东北辽、吉两省数十座重镇、控制了东北十余条铁路线。

　　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对日奉行“绝对不抵抗”政策的基本思路，一是认为中国国力、军力不如日本，“抵抗必亡”；二是寄希望于“国际公理”，静候国际解决，也就是期待“国联”及操纵“国联”的美英法等出面调解、“主持公道”、帮助中国“劝退”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部训令正在日内瓦“国联”总部开会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和王家桢依据国联宪章第十一条，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破坏国联宪章，要求“国联”出面“主持公道”，阻止日本侵略。“国联”随后在9、10月间召开了几次会议，作出了几项决议，包括要求日本撤军等。12月10日，“国联”又作出了派一个调查团赴实地调查，调解中日冲突的决议。

　　1932年1月，“国联”组成了以英国驻“国联”代表李顿勋爵为团长的调查团，成员包括英美法德意五大国代表。调查团3月14日到上海，4月20日到东北，在中国各地旅行、“调查”约半年时间，于当年9月4日拟成《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并于10月1日在日内瓦正式发表。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共272页，约75万字，其内容一方面承认“东北为中国的一部分”，否认日本进攻北大营和侵占东北的合法性，要求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占领区撤军；另一方面又承认日本在东北有“特殊利益”，宣称中日冲突不仅是军事冲突，也是政治、经济冲突，甚至把中国抵制日货也列为冲突的原因。这等于是在中日间各打五十大板。《报告书》并认为“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原状”不能解决中日间的冲突，提出了解决“九一八事变”和中日冲突的“十大原则”，包括在维护中国对东北主权的原则下，允许东北地方“高度自治”，同时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等。1933年2月24日，“国联”以42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

　　对“国联”调解，日本并不接受，认为“国联”裁决的实质是让日本从其占据的东北撤军，要狼吐出已到口的猎物当然不可能。

　　在“国联”调解期间，日本不断扩大侵略，几个月间侵占东北全境，于1932年3月1日一手操纵建立了伪“满洲国”，并调兵进攻上海，以转移国际社会对关东军侵占东北的压力。《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通过后，日本极其不满，于1933年2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自此以后，日本进一步摆脱国际制约，放手侵华，相继侵占热河、策动“华北自治”，直至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

　　寄望于人终于落空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只能依据中国是“弱国”的现实，选择“弱国”的外交路线。国民政府选择“不抵抗”及把争端提交“国联”是这种“弱国”外交路线的具体表现。

　　这一外交路线的决策依据一是奠基于中国国力、军力不及日本的严酷现实，并认为如中国抵抗必然招来日本更大的压力，使对抗不断升级，以致中国在重压下“举国崩盘”；二是“国联”及美英法等大国与日本有矛盾，不会对日本侵占东北坐视不管。更长远的考虑则是尽量推迟中日全面摊牌的时间，积蓄国力，并等待国际时局变化及日本与其他列强的矛盾激化。

　　然而，即使按“弱国外交”的标准衡量，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也不是最佳选择。首先，国民政府决策时只考虑了中国国力、军力不及日本的因素，却没有考虑日本国内军部与内阁之间、军部内部陆、海军之间在侵华问题上存在矛盾，而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矛盾做文章，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事实上，当时日本关东军驻沈阳部队仅一个联队、约2000余人，而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王以哲第七旅有万余人，装备精良，不逊于日军。此外，东北全境，中国军队有30万人，而关东军仅万余人，中方如能奋起抵抗，关东军很难得手。这说明当时如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可能是最佳的“弱国”外交路线。政治上可能有助于日本国内的“稳健派”抑制急于大规模武力侵华的“少壮派”，而不抵抗路线却使日本“少壮派”得势更嚣张。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另一个失误是高估了“国联”的功能和作用。殊不知，当时的“国联”只是列强“共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分赃”组织。列强对“国联”的态度是有用则用之，不能用则弃之。在此情况下，不可能指望“国联”出面为中国主持公理。同时，“国联”也不是一个有真实“权力”的机构，无力制裁侵略者。当日本不接受“国联”裁决，并宣布退出“国联”时，“国联”除了“望日兴叹”外，不可能对抗拒“国联”裁决的日本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独立自主是外交的灵魂

　　1931年11月30日，也就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两个多月后，蒋介石在任命顾维钧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训词”中写道：“外交为无形之战争，其成败胜负之价值，则超于任何一切战争之上，而世人不知之也。……而外交之折冲尊俎，其致力之远，收效之大，有远胜于军事十百千倍者，亦在乎任之专而信之笃”。这段话大言大义，有两层意思不得不点透，一是说外交形同战争，是“文打”，其成败胜负较之“武打”更紧要；二是说军事行动讲进退虚实，外交更要知进退、知虚实。

　　从这段文字看，蒋介石对外交“谋略”的认识不可谓不精通。但从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处置的失误看，外交光有谋略还不够，更要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独立自主，就是不把外交的自主权、主动权拱手让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外交自主才是最大的“谋略”。

　　国民政府处置“九一八事变”最大的失误就是其外交缺乏灵魂、缺乏自主性，把中国的命运寄托于靠不住的“国联”和“国际时局变化”。

　　在21世纪，中国在加速发展，国际环境和世界潮流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不是“九一八事变”时的中国，世界也不是“九一八事变”时的世界。全球化和区域化在双双推进，各国的安全、发展利益愈来愈具有同一性、普遍性。今天的联合国，不论是其普遍性、公正性、国际认同度及国际权威，都已非当年的“国联”可比。然而，国家利益的特殊性、国家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坚持外交的自主性，不依附于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充分保障本国利益，依然是任何一国对外政策的灵魂。

　　(来源：《瞭望》周刊；作者林利民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