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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战不殆的天纵之才赵尚志，最大的敌人不是日军，而是身边层出不穷的汉奸；他一生最遗憾的事情，一是被别有用心的人以党的名义孤立抛弃，一是死在了叛徒的黑枪下

　　1942年2月12日，凌晨1时，黑龙江省萝北县，寒风低吼。东北抗日联军名将赵尚志带领他的士兵向梧桐河方向移动。部下刘德山说：“咱到菜园子屋里暖和一下。”又说，“你们先去，我去解手。”说罢，他转身行至赵尚志身后，举起步枪。

　　子弹从腹部穿过，赵尚志立仆在地。毕竟是赵尚志，他操起手枪，朝刘德山打去，刘的头、腹部各中一弹，当即毙命。

　　刘德山，原名刘海峰，黑龙江珠河县(今尚志市)人，老猎手，枪法奇好。被日本人收买来刺杀赵尚志。

　　赵尚志被扶进附近一个孤独的农家小屋，屋内新婚不久的女主人吓懵了。但听说是赵司令，便用结婚缝制的被褥包住赵，并用温暖的手捂着赵尚志被冻得冰凉的手——直到今天，这个当年的年轻媳妇已经老了，但还保存着包裹过赵身体的被褥。

　　在萧索的寒夜里，一队日军和伪警察，在另一个刚从赵尚志身边溜走的汉奸张锡蔚带领下，潜行过来。短时激战后，赵昏迷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爬犁上，他说，“只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成想死在刘炮(刘德山)手里。”

　　此时，赵才知道，此行自己身边的5个人中，就有两个是汉奸。

　　此前短短的几年间，赵尚志部队从最初的7人发展到6000人，在数百场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很少有失败的时候，其天才般的谋略，让日军闻风丧胆，发出“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感叹。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一直有“南杨(靖宇)北赵(尚志)”的说法。而前者也于1940年2月23日，被一个汉奸带来的日军杀害。

　　抗日14年间，东北战场上出现了难以计数的汉奸。以赵尚志为总司令的东北北满抗日联军中，也出现过一些汉奸，他们从军长到师长到普通士兵，什么级别的人都有，以至于赵对汉奸，一直有着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和戒备，却不料最终还是宿命般死在了汉奸枪口下。

　　斗争环境极为复杂

　　最早要刺杀赵尚志的汉奸叫周光亚。在日军悬赏1万元要赵人头的时候，周混入赵部，因为有点文化，被任命为司令部秘书。这期间，有人到游击队办事，见到周光亚。周怕暴露身份，于是当另一名汉奸以医生名义混入队内后，他寻机将支队经济部长李启东杀害，夺款逃跑。此事对赵尚志刺激极大，李启东比他大12岁，赵一直视其为大哥，是跟着赵创立游击队的七人之一。李被刺后，司令部对奸细问题警觉起来，经过对“医生”的审问，才知道他准备投毒害死赵尚志等人。

　　从此，赵尚志无时不刻地警惕着汉奸。这对他一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因为对汉奸过于敏感，他在被诬陷和开除党籍后，曾下意识地把一些党内领导和奸细联系起来，从而又遭到更为残酷的对待。

　　彼时，在东北，9·18事变后，张学良率部撤走，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尚弱，加之东北在日本人统治下成立了伪满政府，无依无靠的民众，面前摆着五条路：一是当伪满政府的帮凶，二是做伪满洲国的顺民，三是上山当土匪，四是自发地组织抗日义勇军，五是跟着共产党打游击。

　　事实上，当顺民的人最多，到伪满政府“工作”的人次之，其余的人选择了后三条路。在当时的日军看来，后三种人都是土匪，其中，赵尚志是在日伪政府办的《盛京时报》上出现频率最多的“匪头领”，普通民众刚开始也都把赵尚志的部队当土匪。

　　在中国，其他地方抗日8年，而被国民党放弃掉的东北则实际上与日本人斗争了14年(按年份算15年)，在最初的几年内，抗日队伍群龙无首，大多数是江湖出身，扰民伤民时有出现，使得东北民众根本看不到民族的希望，其中一些人的奴性在此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曾是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小的时候，日本人在东北大量种植鸦片，让中国人吸食。当时，吸鸦片和种鸦片的人都很多，以至于鸦片成了硬通货，买东西时，拿出相当大小的鸦片就能成交。

　　“当年走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乌烟瘴气。”李敏说，许多人在染上吸大烟的瘾后，被日军用鸦片“钓”住当了汉奸。参加到抗日队伍中的一些人原本也有吸大烟的习惯，在山上坚持不住了，就背叛部队下山投敌。

　　“抗日联军”成分多样

　　东北抗日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在，除了小股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外，其余的抗日队伍多具有三面性，他们一会儿意气风发跟着共产党打日军，一会儿自立山头去做土匪(许多土匪与日军有通联行为)，一会儿干脆下山给日军做帮手。即使他们当汉奸时也有两面性，有时竟也会哗变一下，把对方的伪军带上山倒戈抗日。

　　在抗日初期，赵尚志本能地鄙视和讨厌土匪，不愿意与他们为伍。

　　那时候，仅在赵尚志游击队活动的珠河一带，就有许多义勇军、山林队，如“九江”、“容易”、“跨海”、“双盛”、“白龙”“闯江南”“压东洋”、“北来”等大小三四十股。

　　在此期间，赵尚志曾与这些队伍麻烦纠纷不断。后来在党内又被一些人盖了顶帽子叫“关门主义”，意思是，他关起门不愿意和大家团结抗日。

　　很快，赵尚志认识到，共产党的游击队尚弱，要抗日必须联合这些杂牌军，于是，委曲求全，放下成见，收编了许多“山头”，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赵尚志被推选为总司令。

　　然而，这支队伍中出现一些汉奸几乎是注定了的。比如，赵尚志为了收编一个叫于九江的土匪，和他结拜为“兄弟”，任命其为第七师师长。但于九江匪性不改，进行内奸分裂活动，被赵尚志兵不血刃用计拿下。诸如此类被背叛的事情，时有发生。

　　但赵尚志相信每个人终归都有民族良心，所以，许多次打仗，只要对方是中国人，他就手里拿着一根小木棍，骑在马上喊话。有士兵说，“别喊话了，枪子儿可不听你的呀！”赵尚志说，枪子儿能打着几个敌人，我一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很可能跑过来一大群。

　　在一个随时都可能潜伏土匪的部队里，赵尚志的警戒心理可想而知。尤其在经历一次次背叛后，再接收他所不信任的山林队人马时，他甚至要设置圈套加以考验。1934年春节前夕，他召集队员问，谁愿意请假回家过年，当时有几个士兵请了假，过完年回来后，赵尚志就不要他们了。他说，用这些办法看看哪些人有动摇的思想。

　　当然，他的这一做法又受到了党内一些人的批判。

　　蹊跷的军中谎言

　　虽然是杂牌军组成的抗日联军，但凭借无与伦比的军事才能，赵尚志打了不少胜仗。为了聚拢人心，他经常把缴来的枪弹物资分发给各种抗日队伍，同时帮助一些有发展前途的队伍打仗以壮大他们的力量。

　　到1936年，赵尚志一手创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已发展到10个师，共计6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及伪军的数次大讨伐，赵尚志亲自率领军队远征黑嫩平原，半年多的远征中打了大小百余战，杀死杀伤敌人8000多人。

　　就在此时，改变赵一生的重大事件发生了。

　　当时，中共中央和东北共产党失去了联系，恰好共产国际所在地苏联和黑龙江只隔一条江，所以，东北共产党实际上受驻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及康生指挥。这两位领导都没去过东北前线，但指点起来却成竹在胸。赵尚志前后两次公然反对他们的路线，这在当时被一些人说成是“反对王明，就是反对党中央。”

　　对王明路线极不理解的赵尚志，派部下朱新阳带信去苏联面见王明汇报。结果，王明把朱新阳扣下，开除党籍。

　　此间，无论是党内还是敌方，都盛传一种说法：北满或吉东共产党领导层里有奸细。日伪当局称为“吉东和北满两省委间之倾轧斗争”。

　　正在这时，抗联第六军一师代理师长陈绍滨从苏联回来带口信说，苏联远东军区司令海洛将军要抗联的一位重要领导过江商量抗日大事。经抗联内部的会议商量后，决定要赵去苏联。赵到了苏联后，对方却不承认邀请过他，当即将赵关起来。

　　不久，北满临时省委被改组，赵本人被“永远”开除出党。赵尚志的部队被改编为第三路军，赵手下的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出任总指挥。

　　在苏联的禁闭室里，赵尚志联系到现实种种，怀疑北满省委主要领导中有奸细。当然，后来他为自己的猜疑做了检讨。

　　而自己与陈绍滨素无恩怨，因而到死的时候，赵也不敢断言，究竟是谁指示这个人把他骗到了苏联。

　　虎落迷局

　　在苏联，赵尚志被困一年半，后来，苏方以“误会”为由放了他，并任命他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组建了100余人的骑兵，让他带走。回到东北后，他才知道，自己6000多人的部队，在仅仅一年多后，已经死的死散的散，所剩无几了。以前收编来的部队大部分叛逃，第八军军长谢文东，三军二师师长兰志渊已向日伪当局投降。

　　得知赵尚志回来后，曾经捎口信把他骗到苏联的陈绍滨威逼部下先缴了赵尚志的几个士兵的械，又威逼部下去抓赵。后来此人又到处散布消息说，赵要捕杀所有北满省委的主要领导。于是，没有人敢去见赵尚志，赵被孤立起来。

　　在缴不了赵尚志枪械的情况下，陈绍滨秘密命令部下，向附近的日军报告，让他们来捉赵尚志。其汉奸嘴脸终于暴露出来。

　　陈绍滨于1940年后消失了。长期来，抗日联军中的将领鱼龙混杂，由于条件不允许，收编而来的杂牌军很难得到正规的政治军事训练，所以，问题百出。

　　尔后，失去自己部队的赵尚志只好返回苏联，渐渐被排挤出了东北抗日的局外。一年后，不甘心成为闲人的他，借机向苏军领了一个班长级别的小任务，带了5个人回到东北。

　　一踏在东北的土地上，他就下定决心不再去苏联。由于急于扩充实力，在吸收队员时，他“饥不择食”地来不及认真考察，被日伪特务混入，引来杀身之祸。

　　1942年2月12日上午，在受伤8小时后，赵尚志牺牲。日军叫来了已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

　　在审讯室里，李华堂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曾经非常崇拜的赵尚志司令。尽管有很多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喊：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他嚎啕大哭，被日本人强拉了出去。

　　(感谢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敏，原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赵俊清，赵尚志外甥、齐齐哈尔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龙，国家一级作家王忠瑜等对此文的贡献)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李径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