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彭施鲁，河南武陟县人，1916年出生，1934年6月加入共青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军部秘书、团政委，第7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苏联远东军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指导员、连长、参谋，苏军佳木斯卫戍司令部副司令，东北军政大学训练三团团长，东北军区军政学校副校长，总参军训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参谋长等职。1945年8月被苏军统帅部授予红星勋章。1985年离休。

　　6月下旬，编辑部转交给记者一份有关苏联远东军“中国旅”的材料，并要求记者进行深入采访。记者经过半个月的寻访，终于与当年在“中国旅”工作过的彭施鲁老人取得了联系。7月8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航天桥附近的总装某干休所，倾听老人讲述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我们下车后，发现欢迎我们的都是抗日联军的战友，有的还是老相识

　　我是1935年底在北平读高中三年级时，被北平的党组织派到东北抗日联军工作的。那时我还不满20周岁。

　　1938年，东北抗日斗争处于十分艰苦的阶段。日军调集数十万兵力对抗日联军进行围剿。在敌人大举围剿下，抗日联军遭受重大损失。

　　我们大部队为突出日军重围被迫西征，我被指定为留守部队负责人，在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直接领导下，坚持与敌周旋。我们利用沼泽地区为依托开展游击活动，多次袭击伪警察所、分散孤立的伪军据点和日本人的开拓团。但一到冬季，我们就处于被动地位。由于得不到粮食供应，又长期被日军追踪袭击，部队伤亡增多。为保存力量，1940年底我们有组织地撤至苏联境内。

　　我们一过边境，就被苏联边防军解除了武装，然后在哨所中接受盘查。夜里，来了几辆用帆布严密封闭的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伯力市。

　　在伯力市，我们洗过澡稍作休息，又被送至距伯力市75公里处的一个营地。我们下车后，发现在那里欢迎我们的都是抗日联军的战友，有的还是老相识。我这才知道，在我们之前一些战友已经到了苏联。

　　这里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营地。它隐蔽在一片森林中，紧靠在黑龙江边。因为附近有一个小村庄叫弗亚斯克，所以苏联人把这个营地称为弗亚斯克野营，而我们称之为北野营。在海参崴附近的蛤蟆塘，还有一个住着抗联第一路军战友的野营，我们称之为南野营。

　　来到野营的第二天，我们就在3名苏联教官的指导下，开始了军事训练。

　　斯大林接到组建方案后说，应扩大为教导旅，授予苏军正式番号，按苏军标准保证供应

　　1941年6月，德国突然大规模入侵苏联。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即召开了声讨德国法西斯大会。周保中在发言中指出，我们要加强军事训练，学好作战本领，随时准备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听了他的讲话，大家热血沸腾，一个劲地鼓掌。

　　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虽然使苏联暂时缓解了对远东地区的忧虑，但他们认为苏日之间早晚必有一战。为此，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和抗联领导协商后，制定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团的方案，为对日作战做准备。这一方案送到斯大林手中时，斯大林说，一个团的机构，经费有限，应扩大为教导旅，授予苏军正式番号，按苏军标准保证供应。

　　很快，南北野营合并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1942年8月1日，教导旅被正式授予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番号。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旅政治委员，均为少校军衔。各营连主官基本上由原来的抗联军官担任，副职由苏军代表担任。我被任命为二营三连连长，上尉军衔。当时我们只有不到700人，与一个旅的编制人数相差较多，苏军便把远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战士和华裔战士调进来，使全旅人数达到1500人左右。由于这个旅主要由中国战士组成，因此也被称为“中国旅”。

　　此时我们的训练比以前更加紧张，不仅进行爆破作业、地形识图等训练，还接受了一些特殊技能的训练，比如武装泅渡、滑雪、空降等，每周还要上文化课和政治课。远东军司令部还定期派出考核团进行考核。

　　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一些从伯力市来到野营的苏联军官，告诉我们大批西方前线苏军转移到了远东地区。这时，我们的伙食标准也由后方部队改为第二线作战部队。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过去看不见的黄油，摆在了早餐桌上，午餐肉食的定量也增加了。这些使大家确信对日军作战已迫在眉睫，都兴奋不已。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给“中国旅”发来贺电，感谢中国战士为苏军取得对日作战胜利发挥的重大作用

　　其实，我们旅早就为苏联对日作战行动做准备了。当时这是高度机密，大多数同志不知道。

　　我们旅部分同志受苏军情报部门和旅领导派遣，组成十几个小部队，经常通过陆路或空降等办法，回国侦察敌情，破坏敌人设施。小部队的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一般为三五个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小部队摸清了日本关东军的部署情况，还多次完成破坏、消灭日伪特务网点等任务。

　　苏联对日宣战前后，我们小部队活动更加频繁。位于中苏边境的虎头要塞，是日军在中苏边境东段修筑的核心阵地。架在要塞山顶的一门榴弹炮炮身长约20余米，最大射程达20公里，号称“亚洲第一炮”。这门大炮炮口对着苏联境内的伊曼铁桥和拉佐水塔，随时可以将炮弹打到苏联土地上。就在苏军发动总攻前，我们的一支小部队在当地抗日组织配合下混进要塞，将这门大炮炸毁，解除了它对苏军的威胁。

　　我们的另一支小部队空降到敌后，侦察发现大批日本关东军聚集在牡丹江市。他们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情况，建议苏军立即进攻，并炸毁牡丹江大桥断敌后路。苏军接到情报后，第二天就开始对牡丹江进攻，全歼敌军。我们旅还有近百名官兵被派到苏军中担任翻译和向导。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势如破竹，不到两星期就击毙日军8.4万余人，俘敌59.4万余人。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少将说：“没有想到俄国军队会这样快地越过大兴安岭、戈壁荒滩和原始森林。”很显然，我们旅派出的向导发挥了作用。

　　苏军攻占我国东北各大中城市后，我们旅分为57个小组，协助苏军接管各地政权，各组组长还被任命为苏军驻各地卫戍部队副司令员。我乘苏联军用运输机到达佳木斯市后，被任命为苏军驻佳木斯卫戍副司令员。我一上任，当地的党组织、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纷纷找我联系。依靠他们，我很快组织起一支部队，控制住当地局势。

　　“中国旅”官兵在苏军对日作战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受到苏军的高度评价。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给“中国旅”的贺电中写道：八十八旅英勇的中国战士们，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日本关东军戒备森严的要塞、筑垒地区所进行的侦察、营救活动，高度体现了中国战士的优秀品格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我代表苏联人民感谢你们，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1945年12月下旬，我接到周保中从长春发来的通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下，东北各省、市、县党组织都已建立。所有原抗日联军的干部，必须在各省、市、县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至此，“中国旅”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

　　(来源：解放军报，记者周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