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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需要“韬光养晦”了吗?

2005年06月20日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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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中国对外一改过去模糊﹐柔弱的作法﹐在重大问题上强硬出击﹐明快应对。继对台推出《反分裂国家法》﹐邀请连宋大陆行后﹐对日本﹐吴仪断然拒会小泉﹐明确表态在日德印巴入常案上投反对票。对美国﹐强力顶住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纺织品等贸易战中﹐也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对此﹐有人欢呼﹐也有人疑惑。有论者说﹐中国将终结“韬光养晦”﹐进入一个大声说“不”的时代。

  对中国“韬光养晦”政策含义的理解﹐见仁见智。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据报导﹐美国五角大楼中国军力报告的起草人﹐“中国通”白邦瑞(Mike Pillsbury)曾宣称﹐战国时代越王勾践“韬光养晦”,最后灭了吴王夫差。如果今天不遏制中国,30年后,美国也会像吴王夫差一样完蛋。白邦瑞是以兵不厌诈的“诡道”来解释“韬光养晦”,以弱肉强食的“霸道”来管窥中国的行为。

  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西方文明中﹐“霸道”的观念根深蒂固。从马基雅弗利﹐摩根索(Morgenthau)﹐到米尔雪默(Mearsheimer)﹐这些主导了西方主流意识的现实主义者﹐无不信奉以力服人﹐明确把“利益最大化”作为国家的最高利益。

  在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乃至近年的局部战争﹐不论打着什么旗号﹐背后无不是以争夺和保卫霸权为最终目标。抱着这些观念来看中国崛起﹐当然会对“中国威胁论”念念不忘,对“韬光养晦”如芒刺在背。

  西方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近代所受到的来自西方的苦难与屈辱太深太重﹐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受害者”情结﹐因此生怕中国强盛起来后﹐象越王勾践那样“复仇”,“雪耻”。殊不知﹐对于中国人而言﹐正道是“王道”﹐而不是霸道。

  《孙子兵法》中除了说“兵者﹐诡道也”﹐要“以奇胜”外﹐更提倡“以正合”。霸道以力服人﹐王道以德服人。霸道追求国家权力最大化﹐对外扩张。王道追求天下大同﹐对外协和。如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人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追求霸道的列强﹐可以建显赫帝国﹐无边功业﹐但“城头变换大王旗”﹐当年霸主今安在﹖而追求王道的中国﹐历时几千年﹐依然屹立在东方。因此﹐王道是内敛的﹐而不是外张的。是宽容的﹐而不是排它的﹐这也是“韬光养晦”的应有之意。

  换言之﹐“韬光养晦”应是走向王道的姿态﹐而不是走向霸道的掩护。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刘备的“巧借闻雷来掩饰”﹐其中的“隐忍”与“诡道”﹐并非是“韬光养晦”的全部含义和精神。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王道必须建立实力上的﹐落后只有任人宰割。

  近代中国百年积弱,差点成为别人的“王道乐土”。而在汉唐之时﹐声教播于四海﹐同时国力之盛也举世无双。王道也必须建立在智慧上的﹐不能象宋襄公那样﹐行愚不可及的“仁义”。也不是该出手时不出手。只不过在出手之时﹐先考虑好收手的方式。

  因此﹐回到今天现实﹐中国没有放弃韬光养晦的理由。其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社会阶层的潜在冲突,都使中国没有放弃“韬光养晦”的本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对外界沸沸扬扬的“中国热”﹐一定要头脑冷静。其二﹐在对外关系中,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积极主动和明确的对策,并不一定是放弃“韬光养晦”。其判断的底线是,对外出击时不强出头﹐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谋求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一厢情愿要建立自己的“新秩序”。在对日美关系中﹐应有理有节,斗而不破﹐留有余地。

  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将更偏重“有所作为”﹐但绝不应放弃“韬光养晦”。同时﹐也要向世界表明﹐“韬光养晦”不是一种“诡道”﹐不是一个“阴谋”﹐不是权宜之计﹐而视为一种“正道”,一种立身之本﹐不仅应行之于中国崛起之前﹐而且还会行之于崛起之后。

  文章来源:美国侨报 文/萧冬

 
编辑:刘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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