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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怡

　　动辄把个人的际遇或言行，和一个抽象的共同体的名义捆绑起来，把荣誉、更多的时候是把责任和负担强制性地传递给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等于是精神领域中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赵燕被美国警察殴打，激起华人舆论不大不小的浪花。她一面提起500万美元的赔偿之诉，一面动情地声称打这个民事赔偿的官司，“是为了民族的尊严”。我同情她的遭遇，更支持她要求赔偿的维权行动。而且美国司法制度中有两件东西我们目前没有，基于这两个技术性的细节，赵燕的高额赔偿诉求大有可能胜诉。

　　第一个，是民事赔偿与刑事诉讼分开。因为民事诉讼对原告举证的证据门槛比较低，采用的是证据优势原则，这原则就是，哪怕我的话听起来比你的话多出百分之一的分量，就是我赢。但刑事诉讼是排除合理疑问的原则，只要被告对公诉人的证据提出一个合理的疑问，国家公诉方不能把这个疑问解释清楚，就是被告赢。这样就非常有利于遭受侵权的受害人得到民事赔偿(赵燕案中，这个赔偿事实上由美国移民局来付)。但在中国，受害人提出的民事赔偿只能附带在国家提起的刑事诉讼中，这等于在证据问题上人为地提高了获得赔偿的门槛。所以赵燕如果在国内被警察殴打，获得民事赔偿的机会至少会减少一半。

　　第二点，在美国有针对人身伤害的“惩罚性赔偿”。就是在受害人遭受的可以被计量的损害之外，还会考虑加害人的恶意和赔偿能力，以高额的赔偿金对侵害行为施以惩戒。赵燕案件是由政府赔钱，赔偿能力方面基本上不用考虑。赵燕能不能拿到巨额赔偿，主要就看嫌疑人洛德斯督察的恶意程度了。但在我国，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欺诈行为给予所谓双倍赔偿外，侵权法领域至今还没有承认过“惩罚性赔偿”的概念。所以赵燕如果像孙志刚一样被广州警察殴打，她得到高额赔偿的可能性又将减少至少七成。

　　说实话，要赔偿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赵女士能拿到500万美元，我只会替她高兴，绝不会心生觊觎——但赵女士声称要赔偿是为了民族的尊严，就有些令我动心了。

　　赵燕若是以她个人的名义去打官司，便以她个人的名义去拿钱。若是要求舆论以民族尊严的名义支持她，按我的推理，赵女士大概是打算把将来得到的赔偿金拿给大家分。但遗憾的是她至今还并没有作这样的表示。

　　也可能，这仅仅是出于一种习惯。一种非常不好的逻辑习惯：动辄把个人的际遇或言行，和一个抽象的共同体的名义捆绑起来，把荣誉、更多的时候是把责任和负担强制性地传递给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这等于是精神领域中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在“十诫”中，有“不可妄称主的名”之说，这是出于基督徒对上帝最起码的敬畏和信仰。换成现代政治的“人民主权”理念，那就是不可妄称人民(民族、国家)的名。因此就像妄称上帝之名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得出一系列结论，妄称人民之名的人，一定不相信人民主权。动辄以民族的名义行事的人，其实不一定是民族主义者。

　　在我们周围，像赵燕这样动辄引用人民的名义、引用民族国家的宏伟叙事为自己的话增添正当性，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好像一件事如果只以自己的名义，就底气不足，就失去了光环和崇高中的晕眩感。随手举两个例子，一是读书时看到张东荪劝梁启超一定要保重身体，他就是这样开头的，“我以四万万人民的名义向你提一个建议”。另外去年看一场世界小姐选美，一个中国的美女身着比基尼，自我介绍时用非常骄傲的口气说，“我来到这里，代表了12亿人”。我差一点就喷出饭来，不知道她浑身下上到底哪一点代表了中国人民。

　　赵燕说没有祖国舆论的支持，打官司要钱的事她就不能坚持到今天。这也是煽动国内非理性情绪的矫情之言。事实上她7月21日被殴打，22日洛德斯就被警方逮捕并移交检控部门。这时候国内的“人民”还并不知情。27日，她填交了“纽约州犯罪受害人福利申请表”，美国政府在是非尚未审理之前，将无限额地为她支付一切医疗费用。

　　赵燕的案子将得到一个较满意的结果，基本上并无疑问。决定这一点的主要是案发地的国内法治秩序，而不是把法律问题外交化、政治化后产生的力量。前一种秩序只把赵燕当作赵燕一个人，反而容易得到公正。后一种力量看似宏伟，但恰恰不把赵燕当赵燕。

　　在案件已顺利进入当地司法程序后，无论国内的官方还是民间，一种泛政治化的姿态都有害无益。(作者为成都大学法学讲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30期，总第1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