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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健康受到威胁之时，工人们不再隐忍，而是选择了罢工或辞工来抗争。资方的态度和政府的介入，并不能消解工人们的不信任

　　本刊记者/刘英丽(发自广东)

　　2004年7月22日下午4时30分，广东惠州市，大雨。惠州超霸GP电池厂门前站着三四十名女工，突然,她们对着厂门同声高喊:“还我健康，还我人权!”

　　这些被查出体内镉超标的女工们与厂方进行的第三次谈判刚刚结束。厂方在答应了一些要求的同时,要求她们次日必须复工，女工们愤而离开谈判桌。

　　第二天，只有两名女工返厂上班。厂方则在门口新贴了一张招聘启事：招聘25名女普工。

　　镉从何来

　　2002年9月28日，邓馨生了一对双胞胎。但一年之后，痛苦却向她袭来：起初是腰痛背痛，后来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

　　在一次检查中，她无意从医院的宣传栏中看到这样一句话：重金属(包括镉等)比例过高也可能导致骨骼问题。

　　作为在惠州超霸电池厂工作了7年的老员工，邓馨对“镉”并不陌生，镉粉是生产镍镉电池的重要原料。厂里接触镉粉最多的是加工部和装配部，加工部做电极片，即将氧化镉等原料从粉末状用机器压成固状，接着交给装配部继续加工。

　　2003年10月10日，邓自行来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简称省职院)检查，结论是血镉超标。医嘱为“建议试排(镉)或者治疗。”这使她紧张起来，因为镉在体内潜伏时间较长，她最担心是否已经影响到孩子。

　　如果不是看到检验结果，工人们可能永远不会将自己平日的腰酸背痛或盆骨痛等症状，和镉这种金属联系起来。他们原来都以为是加班的缘故，据工人们称，在电池厂上班，一般每月工作30天，每天12个小时。

　　将检验结果交给厂方后，接下来的两个多月等待并无结果，直到加工部粉房的一名男工也因检出血镉超标向邓询问，才引发更大范围的恐慌。工人们纷纷相约到医院检查。

　　12月30日，工厂出面对粉房和工龄较长的59名工人组织了检查。结果没有公布，但不久4名工人被送往省职院治疗。

　　2004年2月24日，加工部的工人被抽血检验，又有5名工人入院治疗。其他工友也人心惶惶，相继去检验，更多的工人加入了镉超标的行列。

　　惠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喻超英对本刊介绍，5月12日他们收到了工人的投诉，要求对接触镉作业的工人进行检查。

　　5月24日对装配部500多名女工进行血镉指标检验，显示全厂有121人超标。接着工厂又进行了尿镉的检验。6月17日最终显示的结果是，拥有1000多名员工的超霸电池厂有115人超标。

　　即使这样的结果，仍然招致工人们的怀疑，质疑集中于工人自行去检验的结果和厂方组织检查的结果差别太大。比如，在2月24日的检验中，邓馨的血镉指标显示为正常；但6月14日，她再度自行去检验，却显示血镉和尿镉都超标，而检验员与单位统一检验的是同一个人，都是“王俊”。

　　厂方则在2004年6月17日发出通告，宣布不再承认员工自行检测的结果，这更增添了员工的疑虑。

　　冲突升级

　　在一次次的检验中，工人对厂方态度不满，使得双方矛盾逐渐升级。

　　6月9日到11日，百余名镉超标员工罢工三天。12日到14日，更多工人加入罢工，要求厂方为镉超标承担责任，对工人治疗，并予以经济补偿。

　　粉房的张力向记者描述，由于通风不好，粉房到处都漂着暗红色的粉末，那就是氧化镉。机器上、地上也沉积一层镉粉。装配部的李想则回忆说，在2004年6月之前，她们一直戴着纸口罩工作，“就是那种用手指也能捅破的口罩”。

　　惠州超霸电池厂是香港上市公司金山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池部旗下的一个工厂。针对镉超标事件，金山集团在2004年7月5日发出了一份澄清声明，首先宣布此事并非“工业镉中毒”，同时说明“工厂无论在安全、健康、环境和排污环境等各方面都符合国际要求”，“在员工入职时均安排接受适当培训，讲解有关镉的特性”等。

　　关于“工作环境达标”之说，惠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喻超英称，2002年12月该局对超霸厂检查，即发现空气中镉浓度超标，并建议整改；2003年年底的复检显示正常；2004年5月再次检验，又有5个检测点超标。电池厂被再次要求整改。

　　而一位员工代表对本刊表示，她敢负责任地说，工厂从来没有对她进行过关于镉知识的培训。

　　7月23日下午，香港金山集团董事长吴崇安接受采访时强调，工人进厂时就被告知了粉尘危害，但他又说：“这个已经不是事情的重点了，现在关键是怎么解决问题。”

　　“即使当初工厂曾经进行过警示或者培训，也应该为这次的镉超标事件负责，这个结果说明工厂平日对工人的指导是不够的。”广东省职院中毒急救中心主任陈嘉斌说。

　　谈判未果之际，一些工人选择了与资方决裂，从6月起先后两次，各有63名和56名工人提出辞工并要求在离开前检查身体。

　　政府的角色

　　罢工惊动了惠州市政府，政府出面很快使罢工平息。

　　6月17日，尿镉指标出来以后，副市长许光组织了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商议，决定安排百余名镉超标工人全部入院治疗。市卫生局副局长喻超英解释说，当时很多工人并未达到需要入院治疗的标准，主要是考虑到“工人情绪激动”，同时要“让工人在离开工作环境后检测”。

　　“这次事件市政府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市委书记多次电话指示，市长亲自布置工作，领导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惠州市的投资环境”，喻超英解释道。

　　在政府的推动下，超霸厂接受了治疗方案，并同意承担入院治疗期间的费用。接着厂方进行了整改。6月1日，镍镉电池生产线被全部拆除，转产镍锌电池。金山董事长吴崇安称，目前工厂的整改已初显成效，连工人的工作服和洗手间等都得到改善。

　　但是，工人们对此结果并不完全满意。

　　到7月20日，除了20多名工人外，其余已全部出院。不少人的出院诊断证明书上写着“尿镉正常”，作为“观察对象，一年后复查”。据此，超霸厂要求出院后的工人尽快复工。但是工人们却仍旧存疑：镉超标这么快就能平安无事？

　　而陈嘉斌解释，目前工人们只有1～2名可能达到职业病的诊断标准，其余更多的只能被认定为“观察对象”。

　　根据现有标准，关于镉超标或者镉中毒的认定需要经过血镉、尿镉和肾脏两项的检测，如果尿镉两次超标但是肾脏指标正常就认定为“观察对象”，如果尿镉两次超标且肾脏指标也超标的，可以考虑进入职业病诊断程序。而超霸厂的工人有24人在尿镉检测中达到正常值，还有82人两次尿镉检查都超标，被列入“观察对象”。

　　“对观察对象如何进行管理和赔偿并没有明确规定”，惠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钟建邦说：“我们也有点为难。”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如果达到“可疑”、“伤害性可疑”、“轻度”，就可列为“患者”。“那我们就有了具体的依据，治疗和赔偿都可以要求厂方支付。”钟建邦说。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争议仲裁办公室主任律师朱德良也对本刊指出，像超霸厂的这种情况，工人拿不到职业病诊断，就无法申请劳动能力鉴定，也就不可能获得赔偿。

　　钟建邦参与了两次劳资双方的谈判，目睹了最后一次谈判的决裂。据他介绍，并没有法律法规指出“观察对象”不能继续工作，但是陈嘉斌也指出：“回到以前的工作环境可能造成镉超标的加重。”

　　“观察对象”们对这一现状感到愤怒：工作期间导致了镉超标，却不能获得赔偿，而且还被要求复工，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

　　这种状况下的僵持，导致了工人对工厂甚至政府的不信任。工人们选出代表，继续与厂方和政府谈判。

　　与此同时，超霸厂在惠州的姊妹厂，同属于金山集团的先进电池厂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镉超标事件：血镉超标工人达到333名！

　　惠州市政府在第一时间介入了先进厂事件，并成立了工作组。在市政府一份“超霸、先进电池有限公司部分员工血镉偏高处理工作方案”的文件中已经做出详尽的安排，并且强调：“密切注意工人动向，防止工人大规模集体越级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