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新标语——人本思想下的温情表述
孔庆东谈不良标语:我见不得“不说人话”的东西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本刊记者/曹红蓓
云南,高调清剿不良标语
5月14日至6月22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3万多条不良标语从云南消失了。此前,这些标语已经在人们的视线中停留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之久。
不可思议的是,让云南不良标语遭到灭顶之灾的导火索,竟是浙江绍兴的一座小镇——柯桥。
据云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士透露:5月初他们接到中纪委监察部办公厅的一份公文,公文中说,浙江绍兴柯桥的中国轻纺城,是亚洲最大的布匹市场,也是全国各地农民工的聚居地之一。据那里的民工们反映,在他们各自的家乡,有不少“好笑”、“不像话”甚至“吓人”的标语,内容似与政策和时代精神不符。经调查,中纪委监察部办公厅将这些标语认定为“违反民本思想标语”,报经中央领导批示后,列为清剿对象。
云南省长徐荣凯看到了这篇公文,公文中列举了湖南、江西、广西、湖北、云南等地存留的不良标语,其中,云南有一条是:“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在徐荣凯的提议下,云南省宣传部、教育厅、计生委联合发文,针对各类不良标语,开始清剿、整治。
5月14日,云南省寻甸回族自治县宣传部收到了三单位联合发布的《关于清除各种违反民本思想宣传标语的通知》。《通知》将清除对象规定得很明确:“计划生育进行结扎、放环、人流、超生、罚款、计划外生育收费,归还农业贷款,普及义务教育,依法纳税,退耕还林,征地拆迁,交通安全等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各种条令条例的规范要求,违反民本思想和政策,对群众带有命令式、强制性的、涉及群众利益、伤害感情的各种生硬性的宣传标语口号及户外广告。”
按照此标准,寻甸县出动了2000多人次,清除了3000多条不良标语。而据云南省委宣传部宣教处统计,整个云南一共清理出35242条标语,其中的14869条不良标语被清除。
滋生不良标语的社会温床
从云南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有关计划生育的不良标语,是最常见的。“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等,都是计生类不良标语中的“黑色经典”。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历时久远。这些标语成了不同时期计生政策的历史见证。
寻甸县这次清理最多的一条计生标语是“一胎上环,二胎结扎”,该县河口乡计生办主任周丽琼说,这条标语反映的是1993年以前强制进行计生手术时的情况。1993年以后就不允许了。全国范围内那些臭名昭著,充满了暴力甚至血腥气息的计生标语大抵都是那个年代前的产物。
“少生孩子多栽树”,比起“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来,语气缓和了许多,但是单纯强调孩子的“经济价值”,现在看来让人哭笑不得。这条标语曾经就刷在河口乡的乡政府大墙上。周丽琼记得这条标语是1996年计生例会上布置下来的,到现在也有8年了。
2003年开始,计生工作有了改变,原来的计生对象变成了服务对象,优质服务成为计生工作的诉求点。在这样的导向下,不良计生标语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除了计生标语,教育方面的标语也占到不良标语的相当比重。比如“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这一句,乍看之下,似乎很符合人们的思维和语言习惯:人民自己办教育,何其豪迈!寻甸县金源乡宣传委员张兴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条标语是在号召群众集资建校舍时刷写的,也是通过各级政府层层下达的。这种情况在政府号召农村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各种巧立名目的乱收费项目后,就没再发生了。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政府部门把贴标语的数量列为衡量政绩的一个标准。比如,为了宣传《森林法》,林业局会给各林业站、护林办公室下达必须贴够若干条标语的硬性指标,贴不够就是没完成任务。基层护林宣传员只好开动脑筋,用通俗化的语言自己编出一些标语,如“谁烧山,谁坐牢”等,这和城市里常见的“严禁践踏草坪,违者罚款”一样,属于“与现行政策没有大的冲突,但表述方式不符合现在大的文化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建华博士说,在这种标语中,不良性表现在标语制作者对人的权利的漠视,“不嫁文盲夫,不娶文盲妻”、“不怕死的就到十八里乡来作案”等,都属此类。
每一条标语都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中人对社会价值的固守或曲解。政策不断调整,标语岂能一成不变?
清剿不良标语,不能一蹴而就
云南的清剿是高调进行的。而本刊通过随机调查得知,有关清剿不良标语的工作,江西在5月已开始,预计到7月底结束;湖南已在动员;湖北、广西、河南的宣传部门却还没听过这件事。
也有一些省份进行这项工作,是在中央表态之前,例如河北,在1996、1997年时,时任省委秘书长的栗战书(现为西安市委书记)曾经发起“形象整治工程”,对出现在河北境内的不良标语进行过整治。
“这项工作早该做了,”陆建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标语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但它的传播具有重复性、直观性和强迫性,常被用来表达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政治标语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民众说的话,而说什么话,怎么说,直接关系到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在民权得到加强的今天,许多标语中“违反民本思想”的不良性就更加显现出来,陆建华认为,过时的标语,明显和政府政策相背,是对标语权威性的讽刺。
绝大多数不良标语出自农村和城市基层单位。标语的基层异化现象表明,中国基层政策执行者的素质需要提高。否则,好政策一到具体的执行层面,就会被“歪嘴和尚”们念歪了。在农村,人们对标语已经产生了本能的反感和抵触 近些年,随着农民不断涌进城市,眼界与日俱宽,以前在家乡习以为常的不良标语越琢磨越不对劲,这才会生出柯桥民工关于标语的议论。
事实上,清除不良标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要那种高高在上、漠视公民权利、极度自我膨胀的不良执政文化还存在,就会不断有新的标语沦为不良。在这种情况下,标语的审查和定时更新就成为必要。但据了解,不仅云南这次大规模清剿活动是属于一次性的,目前,全国各地都还没有建立省级的标语内容审查和更新机制。
如是,此次标语从良前景不容乐观。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26期,总第18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