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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15年前，市场经济的浪潮拍击着理想的堤岸，于是，诗人扔掉了桂冠，学者丢下了钢笔，歌者放下了麦克……时称“全民下海”。

　　此后，在理想失落的年代里，越来越多的人把美好的兴趣深藏心底，只在某一时刻掏出来擦拭一番，炫耀片刻。更多的时候，要披挂另外的行头，在拥挤的人群里，进进出出，热热闹闹。

　　而15年来，我们看到，那些扔掉诗歌桂冠的人们还怀揣烫有诗人头衔的名片，那些曾经想做学问但怕饿死的人，在奔往小康的路上还把目光瞥向学问。

　　他们成了满手铜臭的诗人，成了为了钞票的歌者，成了不纯粹的学者，在两种不搭调的生活里奔突，在两种不相关的语言环境里大脑短路般失语。

　　他们的两张名片：一张写着理想，一张写着物质；一张信誓旦旦，一张臭迹斑斑。

　　-本刊记者/罗雪挥

　　刘信达，生于1968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上海信达集团董事长。“为什么数学大师陈省身逝世，媒体只写那么一点点，可一个歌星的事，却铺天盖地地追？媒体可不可以多些版面给科学，给文学？”

　　拨通刘信达的电话时，他正处于愤慨中。此时，他花费50多万元投得“远华案”中被罚没的红色保时捷跑车，并因打算赠给歌星杨钰莹，而引发很多记者的追逐。刘信达被一些媒体说杨钰莹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他将与之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亦有报道，刘信达是在配合杨钰莹出新专辑炒作。

　　与歌星的噱头相比，不被人注意的是，他在绯闻漩涡中，声称自己曾是诗人。他最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理由是，与讨论“保时捷风波”相比，他更愿意谈论诗歌，因为“中国诗歌的处境太艰难了”。电话里，他兴之所至地念着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怀念着为诗歌疯狂、迷恋的时光，并不住感叹“好的诗歌弥足珍贵”。

　　刘信达说，本月初，他刚刚在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了一场讲座，题目叫《文学的力量——诗的魔力》。他是以诗人的身份出场的，“这是个物质化的年代，诗人的处境艰难，人类的眼球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看，太浮躁了。”他鼓励大家保持“对缪斯的追求”，在诗歌的低谷时期，不绝望、不气馁。

　　更多的时候，他的身份则是商人。刘信达说，他的上海信达集团，主业以房地产为主，兼营餐饮业，旗下十几家公司，专职员工有一千多人。此前不久，他在上海另一所理工类的大学开了一场讲座，以企业家的角色，讲的主题是经营管理。

　　双重的互不干扰的生活恰如他所写的一首诗歌：单人房/双人床/一人各一张/每张床/铺着/每张床的心事。“什么场合我扮演什么角色，一切都是那么和谐，一点也不痛苦！”

　　“商人的目的都是要逐利，我也一样。”谈及生意时，刘信达精明而理性，冷静地如同用手术刀在做活体解剖。他称自己采用的是铁腕管理，对下属十分严厉，对来其麾下效力的同学、亲朋，一律约法三章，要求他们必须要有“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精神；但是一转入诗歌话题，他就立刻成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青年，不仅语调，甚至情绪，都变得柔弱起来，充满了温情脉脉和简单直白的理想主义。他说，自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因此笔名叫“绪人”，他看见落叶会伤感，看见老天下雨会难过。

　　刘信达称，有朋友说他是“当代徐志摩”，他于是便很珍惜这个称号。刘信达认为虽然自己没有取得像徐志摩那样的成就，但是对于诗歌的执着，以及对于爱情的执着，都是相同的。“如果一定要让我选择，我情愿弃商从文，或者用99%的时间来写诗歌，用1%的时间来做生意，赚一笔钱远没有写一首好诗给我的快乐多”。刘信达介绍，生意上轨道后，自己每天要花一到两个小时处理商务，但至少会用六个小时充电及创作，看新闻及广告，且笔耕不辍，通常到凌晨两点，有时甚至会通宵达旦。刘信达称自己是一个多产的诗人，差不多一两天就创作一首诗歌，至今已经写了3000多首诗歌，出版了六本诗集。

　　而同时，商业的成功也为其写诗提供了经济上的便利。刘信达回忆，9·11事件发生后，他曾专程到纽约现场凭吊，目的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看见坍塌建筑上飘着的各色哀悼纪念品，他即兴写下了诗歌《纽约废墟》。这种追梦的成本之高是远非一般诗人能够承受的。

　　刘信达一般随身携带两张名片，一张是交朋友用的，写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年诗人，附有自己的电邮、家里的电话甚至QQ号码；一张是生意上用的，写着上海信达集团董事长，只留了秘书的电话。

　　“以诗会友的时候会真纯得多，释放出了自己的童心，而商场上则人人带着面具”。刘信达也曾经把诗友与商场上的朋友汇聚到一个桌上吃饭，“我起到一个润滑剂的作用”，让这两类完全不搭界的人了解彼此不同的群体状态。

　　眼下，他正在看太太送的一本席慕容诗集，其中最喜欢的是那句：“我只是一个戏子／脸上涂满了油彩／我只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