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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杨丽萍为跳舞付出得太多。但她觉得这一切很自然。算不上是什么牺牲奉献。因为对她而言，跳舞不是表演、不是职业、不是所谓的艺术，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同天地相沟通的仪式

　　本刊记者/何晓鹏

　　9月17日下午2时，合肥安徽大剧院。

　　从艳阳高照的繁华街市转入漆黑一团的剧院大厅，市井的喧嚣嘈杂被屏蔽退隐，黑暗把一切带入充满神秘与灵异的世界，而记者要找的人就隐匿于此，杨丽萍，一个舞者。

　　舞蹈：永远是最新的

　　见到杨丽萍，已有了灯光，她安静地坐在剧院中部的一个座位上。一如往常，身着民族特色的艳丽衣裤，绣花鞋，身上点缀的银饰闪着丝丝光线，映衬着披于身后的乌黑长发，娥眉螓首，俨然一只安静的灵鸟。

　　同杨丽萍握手的一瞬间，似乎就能感知到她的特质，柔软到极至的纤手稍稍有点冰，让人觉得握在手中的是流动的水、吹过的风、飘拂的云。接触过杨丽萍的记者往往会有一种奇妙的体会：与她沟通，语言是多余的。

　　《云南映象》的排练从两点一直延续到下午六点。尽管在各地演出已经一年多，但在这些演员——他们由杨丽萍亲手从云南山寨里挑出，有四分之三从来没有受过正规舞蹈训练——的身上，仍然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本色。他们仿佛就是置身在自己的村寨里，在苍山下、洱海旁。跳舞歌唱时那种专注与欢快，给人的印象不是他们在表演，而是陶醉在自己的仪式里面。

　　杨丽萍在场下观看着，感受着。那么多演员，在昏暗的舞台上，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轮廓，但杨丽萍随口就能叫出不同位置的人名。偌大个剧场，杨丽萍不时地穿梭在剧场的每个角落，大声地布置着，哪处不和谐，哪处需要重来。微微有点沙的声音在剧场中回荡。

　　《云南映象》从去年8月首场开始，表演场数已经将近190场，但几乎每场都不一样。

　　杨丽萍不希望《云南映象》变成程式化的东西。她要表达的是云南少数民族原生的生活，是未经雕琢的、不被粉饰的民族风情。对于杨丽萍的这种艺术主张，很多人并不认同，即使在艺术团内部也有过分歧。杨丽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曾有人怀疑我不会编舞，怎么总让演员跳来看。甚至演员也推选代表来跟我谈，‘杨老师，你可不可以备备课，把舞蹈编好了再来教我们跳……’我只好说，这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舞蹈。还有服装，有人说，‘沉闷，太黑暗了。’我就觉得很明亮，我就坚持。”

　　事实上，这些来自民间的年轻人不知道，杨丽萍是把他们当老师来看待的，她希望能够从这些族人身上找到真正属于民族的东西。

　　舞蹈：伸展双臂与天地融合

　　在《云南映象》的演员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个来自白族的小姑娘彩旗，只有五岁。在与合肥观众的见面会上，有人问杨丽萍，为什么她家乡的人那么喜欢舞蹈，旁边的彩旗脱口而出“有脚不会跳，白来世上走。有嘴不会唱，俏也没人要。”在彩旗身上，似乎可以觅到童年时杨丽萍的影子。

　　杨丽萍成长于单亲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因为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生活赋予她半个母亲的角色。种地、砍柴、跳水、做饭这是她每日必须要做的。“很多人认为我小时候生活太苦，有的媒体还说我一想起小时的生活就会流泪，事实上，我的童年生活是很快乐的。”生活虽然穷苦，“但我们自己丰衣足食。”

　　在杨丽萍的记忆里，回忆最多的是在山上、坝子里的村寨生活。有人问过杨丽萍，到底是谁教会她跳舞的，她说是生活。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歌舞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比如在缝补时，我们随口就会唱道‘我拿起了针穿起了线……’”

　　杨丽萍说在云南有太多的传说、太多的美丽景色，人们在这种环境下世代生活，自然会有一种想歌想跳的冲动，无需任何人来教，你自己就会感到一种韵律，跟着它张嘴、迈步，就是歌，就是舞蹈了。

　　杨丽萍清晰地记得，当爷爷去世时，奶奶并没有终日悲伤，她总在唱歌，在歌声里，能寻觅到奶奶对爷爷的思念和情意。奶奶告诉杨丽萍，跳舞是为了和神对话，在跳舞时要感觉神碰触到了自己的手。杨丽萍说，直到多年以后她才真正体会到了其中含义。“每当我伸展双臂起舞时，我感觉到我的灵魂在无限延伸，与天地融合在了一起，这种美妙的感觉让我整个身心都得了最清静的安抚。”

　　正是因为这样，对杨丽萍而言，不管是在村寨里生活，还是在成为舞蹈演员之后，跳舞都不是表演、不是职业、不是所谓的艺术，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同天地相沟通的仪式。杨丽萍说“能够用手摸的，我就不用眼睛去看”，她笑着对记者说，“你们可能只有一双眼睛，而我有很多双。”

　　杨丽萍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小偷到一家寺院偷东西，结果什么都没找到，一气之下跑到方丈那里质问为什么庙里这样穷，方丈指着天上的月亮说“我们这里很富有啊，我们有满园的月光”。当别人认为杨丽萍小时生活很窘迫时，她却认为自己的童年非常富有。这不是一种自我满足。她说，这是一种智慧觉醒的领悟。

　　舞蹈：“我不会为什么事扭曲自己”

　　从1971年，杨丽萍告别生活了13年的村寨，进入西双版纳歌舞团开始，她的心中就开始产生一些念头，把家乡的文化传播开去。当然，在杨丽萍当时的心中这还只是一个朦胧的情绪。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其实离开家乡后，我每年都要回去看看，在看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民族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有些族人已不再穿绣花鞋而穿牛仔裤。”杨丽萍告诉记者，流传在绿春的神鼓如今只有一位老人会敲，这几十套充满人类演变的鼓舞将随着他们而死去。

　　“但我不可能叫大家都穿民族服装，不要穿牛仔裤。也不可能为了保护民族传统而让大家继续过那种没有电灯没有电视的生活。我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延缓这些民间艺术的消失。”

　　在很多人眼中，《云南映象》的制作过程是充满了波折的，投资方因为不看好回报前景而中途撤资、因交不齐房租而被房主撵、演员因为其它剧团多给100元工资而跳槽……为了《云南映象》，杨丽萍卖了房子、破例接了广告，这一切让世人对杨丽萍产生了怜惜之情。杨丽萍说，她永远不会为了什么事情而扭曲自己，“出现了问题就去解决嘛，那些事不算什么波折。”“我们这些人的精神都是纯粹透明的，我不会隐藏什么，也不会太做作什么。”

　　杨丽萍坚持要把民间歌舞原汁原味地搬到舞台上，从服装、道具，任何一个细节都必须是“原生态”；但对于市场运作，她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是一个不谙世俗的艺术家，杨丽萍说，虽然她不懂商业运作但她可以请懂的人来做。在她看来，这一切也是自然而然的。作为一个舞者，就要把最好的舞蹈奉献给大家，而有好的付出自然会得到好的回报，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使传统文化自然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