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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曹红蓓

　　半个世纪的光阴见证了几代“三好学生”的成长，但随着社会价值观和教育理论的悄然变化，应试教育背景下的“三好生”发生了变异。

　　“三好”是政治方向

　　蓬铁权，1950～1956年在北京四中学习，后入清华大学机械系。

　　高二开始他所在的四中开始评“三好”。那时候，教室里、礼堂里到处贴着“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大幅标语。记得当年，有六个同学评上“三好”之后，老师把他们叫到校长办公室门前，在团旗下合影。

　　很多年后，这些三好生都成长为我们时代的成功人士，曾经的班长韩庆余，成了航天专家，主持参与了神舟五号的研制工作；团支书陈秉义，后来是北京市科委主任；学习委员蒋志，现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教授；游泳健将周俊全，后任轻工业部模具协会会长；学习、体育都非常好的赵经纶，现在是机械部自动化研究所研究机器人的专家。

　　“三好”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可以说，“三好学生”的评选制度，在当时的四中显示了其鲜明的政治和教育导向，使老师的教育和学生的学习都有了明确的方向。

　　从“三好”到“一好”

　　吴为民，1992年在一家德国医药公司做销售，现投资通讯行业，一个标准的城市中产。

　　22年前，山东省淄博市第一中学高81级2班里，吴为民是班级学习委员兼团支部副书记、校男排主攻手、年度市“三好学生”。

　　和蓬铁权那一代人不同的是，吴为民读书时的1982年，国家重新制定了新的“三好”标准。随着教育评价体系发生了改变，学生的侧重点开始着重强调考试成绩。直到现在，吴为民还记得当时学校里的学习气氛挺浓的。升学率被抓得空前得严，学校之间的竞争也很强。

　　当时对学生是该“全面发展”还是“纯学习”的争论已经开始。

　　80年代初，三好评选已经和升学挂上了钩，可以加分，但当时似乎并没有人在这上面弄虚作假。吴为民的同学家长中最大的官，是一个军区司令，但在评选“三好”时，老师对这个孩子没什么特殊照顾。学校老师的孩子在本校上学的很多，也没有得到过明显的关照。

　　“三好”成了一种加分工具

　　凌芳和廖志刚是1989年考入大学的。在家乡上高中的时候，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书，平时在学习上、工作上，暗中较劲较得很厉害，评“三好生”的时候，在票数上也难免一争。

　　当年，他们学校是市重点。凌芳的学习成绩在同学中并不十分突出，体育又差，只是在班工作中能够尽心尽力，而每年的“三好生”都会有她。高三那年，她为了备战高考，也没做太多的班工作，但还是得到了校级三好生和市级优秀干部的荣誉。后来才知道，评选之前，班主任老师曾经去找廖志刚谈话，说学校为了保送凌芳，想让他给凌芳让出当市“优秀班干部”的名额，而让他当市“三好生”，前者的高考加分是20分，后者是10分。

　　事实证明，这20分对凌芳是多么关键；但同时，如果再多10分，廖志刚很可能就上了他向往的清华大学。

　　此时，在“三好学生”评选后期，由于和升学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些很功利的后果，所以，评选本身变得不再纯粹。

　　这种评价体系的不纯粹，在近10多年来，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已经日益显现出来，现实中反映三好弊端的事件也屡见不鲜。这项制度的初衷被颠覆和扭曲。姑且不说“三好学生”的提法还能否继续适应当下教育的要求，就“三好学生”的评价体系所反映的问题，至少告诉我们，这项制度存在着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