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如果奥运会最终成为竞奢斗富的游戏，它的本来意义就褪色了。而且，在预算不断膨胀的过程中，危险正在来临。不过幸运的是，中国开始冷静下来

　　8月12日，澳大利亚奥委会成员鲍勃·埃尔芬森(Bob Elphinson)正在雅典等待着奥运会的开幕，当中国奥运场馆“瘦身”的消息传来时，他笑着对本刊记者说：“悉尼奥运会田径场也没有按照原设计建造活动屋顶啊。”

　　造价达6.9亿澳元(约40亿人民币)、拥有11万个座位的悉尼奥运会主会场号称奥运历史上最大的会场，而在建成前夕，计划中的“活动屋顶”被取消了。

　　6年后，规模相近的中国国家体育场(原计划投资近40亿人民币，拥有10万个座位)也遭遇了同样的“去顶”命运。

　　历史似乎在重复。因此在埃尔芬森看来，中国此次奥运“瘦身计划”“很正常”。

　　甚至从现在来看，由奢侈性的庞大预算转变到理性的锱铢必较，似乎是一种规律。

　　事实上，早在数年之前，奥运会的“巨人症”就遭致人们的警惕，“‘更快、更高、更强’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格言，但是‘更大’体现了奥运控制一切的雄心”，德新社写道。

　　这使得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忧心忡忡：“我们应该制止奥运会的膨胀——奥运会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了一个城市能够承受的最大限度。”

　　罗格所担心的是，如果奥运会耗费过于庞大，将使得其他财力拮据的国家不敢或无力承办，尤其是一旦出现了巨额亏损的前车之鉴。这将使得举办奥运会只是一些大国的游戏。

　　但罗格此言或许拂逆了东道主的美意——奥运火炬从悉尼传到雅典再传到北京，东道主都希望把它举得更高，燃烧得更辉煌。奥运并不仅是运动员和观众的游戏，它已经成为国家之间较劲的舞台。

　　但是，如果奥运会最终成为竞奢斗富的游戏，它的本来意义就褪色了。而且，在预算不断膨胀的过程中，危险正在来临。

　　有消息说，早在去年，国际奥委会就提醒过中国注意过于庞大的投资。幸而，中国嗅到了其中的危险，她终于冷静了下来。

　　“这表明中国政府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对待”，英国皇家特许建筑师吴晨评价“奥运瘦身计划”时说，“而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鸟巢”出笼之疑

　　2003年3月的一天，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梅季魁接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电话，请他担任国家体育场设计招标的评审委员会评委。“临时通知我的，然后匆匆赶往北京，评委是奥组委挑的，但为什么挑我，是谁推荐的，有什么原则，我至今一概不知”，梅季魁说。

　　跟他一道担任评委的还有6名外国建筑师和另6名中方人士，共13人组成评审委员会。中方的其余6人中，有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关肇邺、前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教授沈世钊，他们三人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另三人为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黄艳、北京奥组委工程部部长平永泉和奥组委体育主任楼大鹏。

　　13个竞标方案，其中境内2个，境外8个，中外合作设计方案3个，全都在活动屋顶上做足文章。因为活动屋顶是方案要求的前提条件，招标方要求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开启式屋顶体育场。

　　投票分为两轮，投票为不记名投票，第一轮汰淘掉7个方案，第二轮再从剩下的6个方案中选出了3个优秀方案——“鸟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浮空开启式屋面”方案、由日本设计师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天空体育场”方案。按原有的评审程序，评审会将三个方案上报即完成使命，但此时一位国内评委(同时又是官员)提出，还要在3个优秀方案中选出一个重点推荐方案。

　　这是一个令梅季魁意外且费解的提议，“我不明白这项提议的提出动机”。

　　当场只有周干峙一人明确表示反对，又一轮投票开始。评审委员会主席关肇邺发现，“投票虽是无记名的，不过我们看见6个外国评委都是投‘鸟巢’。这样，只要有1个中国评委投票给鸟巢，它就会中标”。而这项提议本身就是由一位中国评委提出的，局势已经了然。

　　最后，除周干峙弃权外，“鸟巢”得了8票，以绝对优势被推为“重点推荐实施方案”。

　　梅季魁说，评委们都签下了保密协定，保证不对外透露整个评审过程。这一细节在后来遭到质疑：当初选择“鸟巢”还是如今修改“鸟巢”的过程都是不透明的。

　　“如果一切程序合理，其实又有什么保密的需要呢？”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说。

　　土洋之争

　　当前的一种趋势是，对“鸟巢”及其产生程序的质疑，正演化为对洋设计和洋建筑的质疑——去年的一系列奥运场馆招投标工作中，胜出的大多是外国设计师的作品。

　　实际上，当初“鸟巢”胜出之时，媒体和公众充分表达了溢美之词：“建筑形式与结构设计完美统一”、“屋面开启方式简单易行，造价较低”、“该方案在世界建筑史上有开创性的意义”等等。

　　而今，同样的建筑在遭受着不断的质疑。“鸟巢”没有变，是标准在变、理念在变。

　　去年4月中外13个方案的竞赛中，排名仅次于“鸟巢”的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独立完成的“浮空开启屋面”。但其主设计师之一——北京建筑设计院的王兵却认为，“我们的方案当时没有中标很正常，如果中标了，我们倒觉得很意外”。

　　根据王兵的解释，当时的投标中似乎有种不成文的规则，没有国外设计单位参与的方案很难中标。因为“我们喜欢世界一流、标新立异、求大崇洋”，尽管这与“中国整体的国情是不符合的”。

　　同样，据参加了青岛奥运场馆评审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规划系教授郑光中介绍，去年12月青岛市奥运场馆开发建设指挥部面向国际征集方案后，有52家国内外设计机构应试，但在最初的概念设计阶段，37家国内设计机构就被全部“淘汰”。原因很简单：报名参赛者必须有滨海规划设计经验，或者有奥运会、亚运会等建设项目的相关设计经验。而国内设计院很难有此资质。

　　2004年5月底，巴黎戴高乐机场发生坍塌惨剧后，国内建筑界掀起反思崇洋风的高潮，“院士上书”中也着重质疑这些奥运场馆中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片面营造视觉冲击，提高了工程造价，并忽略安全、实用、环保等建筑的基本要义。据悉，中央高层对院士意见高度重视，并要求2008年奥运新场馆建设把握适度标准，切不可贪大求洋。

　　“先锋的东西未必是先进的，我不反对外国建筑师在中国进行创造，但我反对强势的文化输出”，在“鸟巢”设计刚中标的时候，吴晨就曾提出过反对意见。

　　由最好的到实用的

　　青岛，在2008年将承办奥运会的帆船帆板项目。

　　从申办成功之日起，这座城市就拟定了一个庞大的投资计划，总投资780亿人民币。

　　这个奥运项目计划中包括147项，按照与奥运会帆船帆板比赛的关联程度不同，可分为奥运必备项目、奥运配套项目和奥运相关项目三大类。其中，奥运必备项目23项；奥运配套项目15项；奥运相关项目116项。

　　一直关注青岛奥运场馆建设情况的新华社记者刘海民说，在这个总投资中，直接与奥运挂钩的也就100亿元左右。

　　至于其他的投资，他分析说，青岛市也想借这次机会大力发展局部地区，缩小青岛的南北差距。

　　青岛奥帆委的一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青岛上下都认为奥运对青岛是“百年机遇”，提出了“标志性”和“前瞻性”的原则，力求精品工程，“北京提出要盖最好的场馆，咱能说盖一般的？”不仅政府，老百姓也这样想。

　　作为有机会从2008年奥运会分一杯羹的不多几个城市，它们显然不愿丧失机遇。北京市顺义区奥管委的网站上也显示，奥运水上场馆预算将达22亿元。但是，在奥运瘦身计划传出之后，主管工程建设的顺义区奥管委副主任张守旺向记者澄清：“当时预算没那么高，现在选址及预算工作还未结束。”

　　“实际上，由于帆船、赛艇等项目在中国推广得不充分，奥帆赛场馆不会像球类场馆那样有很大的后续利用率，场馆方面对老百姓不会产生很大的直接利益，所以不应该在场馆上投入过多的资金”，刘海民说。

　　而以过去举办奥运的经验来看，大型场馆的建设确实没有必要投入太多。时至今日，很多举办过奥运的城市还在为大型场馆的长期利用而发愁。埃尔芬森对中国奥运场馆建设的建议是：“只有在确定有保留必要或者对当地社区有益的情况下，才考虑建设永久性场馆及设施。否则，就用临时性设施替代。”

　　青岛赛区奥运场馆建设专家评委会主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规划系郑光中教授也指出：“青岛现在可以不把所有的配套设施都建设完备。可以用最少的投资、最小的占地来建设场馆，很多配套的东西可以缓建或不建。”

　　这些呼吁，是近年奥运历史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当然绝非只是针对青岛。但是，似乎只是到了2004年6月“节俭办奥运”呼声渐强之后，才得到各方真正的重视。

　　财政主导下的“瘦身”

　　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杜巍向本刊介绍，“在办一届最好奥运的高涨情绪和信念”下，地方“也希望借这次奥运的机会建设得好一些”。因此，在选择方案时不断要求“求新、求特”。

　　“国家请客，大家点菜”，有人用这句话来概括地方政府“奥运热情”的背景。奥运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如果有人买单，地方政府显然有动力造出更大的计划，提出更宏伟的设计，在自己的地盘上留下更多“标志性工程”。

　　“举办奥运会，中国采取的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形式，而不是通行的政府支持下的、市场为主的运作形式。因此，我们只能借鉴其他奥运会组委会的成功做法，而不宜也无法照搬他们的做法”，北京奥组委执委魏纪中说。他曾在北京奥运会申办阶段参与了2008年奥运会财务预算编制过程。

　　当时编制2008年奥运会的预算概算，中国得出的数字是总投资16.5亿美元。这个预算在当时被认为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同时也与其他城市的预算近似。

　　但是，后来的情势却使外界对2008年的奥运会的预算控制持有疑虑。而更麻烦的是，由于中国独特的奥运财政体制，外界难看清楚各级政府和奥组委及他们之间的账本，也无法弄明白，政府与奥组会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是如何花钱，又是如何考虑赚钱的。

　　这样，“财政预算不透明”就变成“奥运预算不透明”。以“鸟巢”为例，“39个亿或是31亿，具体是怎么来的？是财政预算之内还是另批，还是其他程序审批而来？又花在了哪些地方？”首都经贸大学公共财政专家焦建国对本刊说，这凸现了预算随意性很强且严重不透明。

　　这种特殊之处很明显地体现在北京奥运“鸟巢”项目上，“鸟巢”采取的是政府、民间资本合伙制，是由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伙完成过去单纯由政府完成的项目。

　　虽然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但是它并没有依照国内外的经验：先招业主运营方，然后再由运营方统一负责设计招标、建设招标。

　　“鸟巢”最终采取了特殊的财政安排，“政府的做法是，先把设计割开来，有了设计方案，再招业主、承建方，这就给以后三方的磨擦留下了后患。当时有很强的内部反对意见，我们也向政府提出，但没有用。”北京奥运的财务顾问普华永道公司高级经理丛宏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三方冲突也为“鸟巢”设计的修改埋下了伏笔。

　　从狂热向理性回归

　　现在回过头来看，变化从去年年中已悄然启动。

　　这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视察北京城建后两次强调，要“勤俭办奥运”。

　　但在当时，这位总理的话并没有被外界认真解读。在此之前，人们听得更多的口号是：北京“要办最好的奥运”。

　　2004年7月下旬，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中共北京市委九届七次全会上提出，要牢固树立“节俭办奥运”的观念。

　　这句话因为“鸟巢”的随后停工和奥运场馆竣工时间的推迟，得到人们郑重对待。其后，“最好的奥运”口号似乎淡出了媒体。

　　需要说明的是，“节俭的奥运”与“最好的奥运”并不矛盾，但两句口号的此消彼长，显示着中国政府对举办奥运的理念已经变化。

　　“我们全国上下都太把奥运当回事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对本刊分析道：“在这样情绪的影响下，我们办奥运的指导思想就有问题，想拼命展示自己，认为办奥运就得花钱。”

　　这位院士解释道，过去提出奥运场馆2006年年底完工，是为了向国际奥组委证明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运行和检验。但这样做，在经济上不划算。在资金配置上，等于是提前支配了资金。而且，余下两年的维护费也是笔不小的开支。

　　“从奥运会近数十年的历史看，利用举办奥运会来展示自己的国家和城市几乎成了所有举办城市的出发点和常用手法”，人们注意到，这种方式“主张一切从零开始，铺张而风险很大”。

　　“我们现在要关注结果，”吴晨对本刊表示：“政府在非常谨慎地处理这件事情，已经下定决心在改了，所以这次修改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现实意义。从这件事情中吸取经验，以后会用更科学的程序来对重大项目进行决策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