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4日电 新近一期《瞭望》周刊载文分析了考验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体制的多种社会风险，并强调，防范和治理社会风险，确保社会安全运行，已经逐渐上升成为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的战略选择。

　　文章指出，转型期的中国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国情：一方面，浅层风险和深层风险交织，各级政府和社会常常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已有的社会风险在继续累积着，而新的社会风险又在不断显现。

　　直面传染病威胁

　　今年2月11日，卫生部公布了2003年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并具体指出，与2002年同期相比，发病明显上升的病种主要是狂犬病、戊肝、艾滋病、丙肝、肺结核、麻疹。专家说，这表明，经过SARS的洗礼，卫生行政部门的管理思维发生了重大转变。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洪大用的研究，我国传染病的威胁继续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一是一些早就控制的传染病又死灰复燃。二是一些有望控制的传染病继续恶化。三是一些尚无有效控制手段的传染病不断加重。

　　加强心理和精神疾患干预

　　据卫生部估计，我国平均每2分钟就有1人自杀死亡，有8人自杀未遂，全年至少有28.7万人自杀死亡，占世界自杀人数的1／4，自杀已上升为中国15至34岁人口第一位的死因。

　　专家表示，应当像关注看得见的SARS和禽流感一样，深切关注目前困扰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疾患，采取适当措施加强干预。

　　公共安全进入事故高发期

　　文章说，通过对一些国家安全生产形势的分析，人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这个区间，是公共安全事故的高发期。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事实好像也印证了这一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1日～2月15日，在全国发生的27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中，有26起是公共安全事故。

　　中国工程院院士范维唐认为，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公共安全问题表现形式多样、机制复杂，新问题将不断涌现。而我国现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和支撑环境尚未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发展。

　　人口安全问题凸显

　　文章说，由于我国人口生育率急剧的、长期的非意愿下降，导致人口结构出现了性别结构失调和养老结构失调。关注到这一现象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穆光宗提出尽早实施将人口数量控制置于家庭结构健康基础上的“人口安全发展战略”。

　　重建社会信任纽带

　　文章引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李萍博士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7.1%被调查者认为“陌生人”值得信任；仅有77.1%的被调查者认为本单位领导“可以信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冯仕政把当前社会中的信任危机分为四个方面：商业信用危机、公共信誉危机，人际信任危机和价值信仰危机。

　　“大众社会”凸显管理难题

　　十六届三中全会把政府职能定位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洪大用认为，把社会管理明确定义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十分具有新意。但目前正在加速形成的“大众社会”，给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文章指出，这是一个“流动性”极强的时代，人员、资本、技术、观念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不停地流动。社会资源的大规模流动蕴含了巨大的风险，而且会强化其他原因产生的各种社会风险。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向“社区人”、“社会人”转变，要求社会必须创新管理与控制的方式和机制。(记者 浦树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