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太阳星城爱心之旅特派记者，一路上见面并采访过的各地方残联的理事长，可以说已经不下十几位，这十几位的残联理事长，无论是从经历还是从性格上，也都各不相同。同时，我们也能从他们的身上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面貌与气质，揣测到本地区在经济生态、人文环境等方面的综合状况，因为一些细节性的反映往往能增强我们的识别能力。在经济还处于较为贫困的地区，我们深刻地领略到了那些因经济窘迫所带来的无奈与痛苦的理事长们，我们更应该为他们在那样一个环境中，还始终保持着高度责任感与作为一名公职人员的职业精神的同时，还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做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而备感温暖和欣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我们也看到了那些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张嘴闭嘴谈创新的理事长们。

　　杨庄林，长沙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在当理事长这个职务之前，他做过教师，做过医生，然后才开始在政府机关担任职务。他非常风趣地将自己职业生涯总结为“三头”，他说：“做教师我用的是‘粉笔头’，当医生我用的是‘针头’，从事行政工作用的是‘笔头’。”他对自己性格评述为“一个敢说、敢为的人”，他说：“作为一名孜孜不倦为残障朋友办事的服务者，在工作当中需要的更多的就是说，不能说不行，因为你整天面对的对象，都需要你去一个一个地阐述和解释“残联”的工作内容和性质，以及它的特性。向领导说，向新闻媒体说，向残障朋友本人说等等。”当然，杨先生还向记者解释说；敢说并不等于乱说，这种“敢说”行为不但不能帮助工作的顺利完成，而且还会给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自己的麻烦倒无所谓，更重要的是可能由于疏忽，牵扯到了残疾人的利益。

　　长沙市的残疾人事业也是最近几年才刚刚起步的，如今，长沙市残疾人一年所收入的残疾人保障金可以达到300多万元，这个数目对于那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可能并不算是什么，但对于一个经济发展速度一般的区域性城市，这个数字无论如何都应该被认为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何况，这种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强与助残氛围的完善，中国的助残事业，究竟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和水平，我们也很难对未来趋势有一个权威的判断。于是，我们又将目光投射到这位理事长身上。

　　记者：你对目前长沙市的“扶弱助残”工作，感到满意吗？

　　理事长：不是最满意，如果根据湖南的总体的发展状况来看，我觉得还行，但如果我们与那些中国的发达地区相比，我们还存在许多硬件与软件上的不足。

　　记者：那你觉得你们目前最紧要的任务是什么？

　　理事长：我觉得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提高残疾人的生活水平与文化素质，这个问题当然也是奔小康的一个具体内容，我们除了物质上能够予以保证之外，精神的辅助也要跟上。在这样一个大目标下，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去完成。当然，这个大目标完成所必须的因素很多，我们除了调动系统自身的力量外，我想更多的工作还是要放到社会中去才能够实现。就包括残疾人的教育、就业等等，都需要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下，比如发动企业、单位，挖掘一些有实力并有回报社会愿望的个体，只有将这些群体性的社会力量组织起来，才能有大的进展。所以，我们残联内部将这些综合因素总结为“四靠”，第一靠领导的高度重视，第二靠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第三靠社会的全力支持，第四靠残疾人的自身努力。

　　记者：说句实话，如果再给你一次择业机会的话，你会选择做残疾人工作吗？

　　理事长：这个我还没有考虑过，如果就我个人的性格而言，我会尽力地去完成每一件事情，哪怕这个工作我并不是特别喜欢。

　　(来源：《华夏时报》，作者：太阳星城爱心之旅特派记者韩雨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