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金妹，一位特殊的校长，40岁以后高位截瘫，再也没有离开过轮椅。在她的学校里上课从来不用交钱，但学生必须是残疾人的子女。唯一的教室是借来的一所中学，四年来，一共有1000多名教师在这所学校里任过职，却从未拿过任何报酬。这些教师有时在教室里上课，有时到学生家中授课，有500多名学生从他们的教学中受益。她说爱是一本收支平衡的账册，在她患病期间得到家人、朋友、社会太多的帮助和关爱，她要把这份爱回报给社会。

　　她躺在床上缝了100个书包

　　1987年，房金妹因患脑瘤曾作过三次手术，1988年，她成了高位截瘫的残疾人，肋骨之下毫无知觉，大小便失禁，曾经是先进生产者、十佳好妈妈的她如今却要别人照顾。在痛苦中，她想到了死，是人间的真情留住了她。在与病痛斗争的时候，她感悟到：死，只需要一时的勇气；生，却需要一生的勇气。她用毅力学会了躺在床上吃饭、喝水、写字、织毛衣……。后来，她开始看书、看报、学习、尝试写作，八年来发表了50多篇文章。1995年，她又与年迈的婆婆一同住进医院做手术，当大笔医药费使她为难时，许多好心人帮助了她，使她走出困境。出院后，她想着如何回报社会，可她躺在床上怎样回报呢？她决定为贫困地区的贫困孩子缝制100个书包。她只能躺在床上缝书包，以至臀部生了褥疮。书包寄出后，她又在失学孩子与好心人之间结成了105对助学对子。可她心里还觉得应该做更多的事。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把目光转向了残疾人。残疾人艰难的处境让她产生了助残之心，然而，自己也是残疾人，又怎样去帮助他们呢？

　　1999年，上海市进行了“三车”置换，其中之一是残疾人不能用机动车上街载客，这使许多残疾人的收入减少了。房金妹听到这样的声音：不让载客，我家孩子怎样培养？人家有钞票可以请家教，我家想都不敢想……。”她打算办一个为残疾人子女进行义务辅导的学校。

　　她的想法与杨浦区残联在全区残疾人家庭开展问卷调查的答案一拍即合，利用区内高校的优势，走出一条知识助残的新路子。他们给学校取名为“兴家残疾人子女义务辅导学校”。复旦大学中文、高分子等系的34位同学成了“兴家”的第一批志愿者，房金妹任校长，她的先生刘老师担任班主任，除了在延吉初级中学上集体辅导课外，志愿者还经常到残疾人家中去对其子女进行个别辅导。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的志愿者越来越多，受教育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高中志愿者也参加了进来。

　　用真情填平鸿沟

　　来自西北的大三学生说，他第一次到一个残疾人家庭时，惊呆了，他想不到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里还有如此贫困的家庭。大约6平米的房子一楼是房间兼客厅，学生住在楼上，说是楼上，却不能站直了，只能坐着或躺着。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一种强大的责任感，他应该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改变命运。“在帮助残疾人的同时，我也获得坚强的信心。”一位大二的志愿者说。残疾人可以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生活，他没有理由不乐观的面对人生的挫折。

　　华师大经济系2000级的杨伯宏来自宁夏少数民族地区，他排行老大，家中还有三弟一妹。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自立，他已贷款数万元学费和生活费。照理小杨该用课余时间打工挣钱，但他却宁受清贫，当上“兴家”志愿者。他说：“穿得差些，吃得差些有什么关系？这比打工挣钱有意义，既可以帮助别人，又可以提高自己”。“其他地方的课可以不上，但‘兴家’的课我一定会上，无论怎样忙我都会坚持下去。”

　　复旦二附中的英语老师陈哲文说。陈老师的工作非常繁忙，为了能来“兴家”他将业余时间排得很紧，他开着“残的”来，拄着双拐上课。除了大学生和老师外，市南中学的高中生也积极参加进来。当他们的学生获得哪怕一点点进步，他们内心就会很满足，说到学生，他们稚嫩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志愿者们宛如一支特殊的蜡烛，点燃了一个又一个残疾人家庭的希望，照亮了残疾人子女们的前程。

　　(来源：《华夏时报》，作者：太阳星城爱心之旅特派记者 丁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