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3日电 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汇率是否变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勒和美国财长斯诺应邀来访中国。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人民币汇率相关问题回答了提问。

　　记者：近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勒先生和美国财长斯诺先生来访，恐怕会问到人民币实行固定汇率问题，您怎么看？

　　周小川：中国当前的外汇体制是从1994年年初开始建立的，1994年以前实行双轨制汇率。1993年夏天开始设计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年1月1日完成了汇率并轨，同年4月份正式建立了外汇市场，由外汇市场根据供求关系对汇率进行调整，因此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1997年期间，汇率由8.7元人民币兑1美元升值到8.3元人民币兑1美元，说明汇率始终是浮动的。

　　1997年末，由于亚洲金融风波的冲击，我们应周边国家、香港和国际机构的呼吁，大幅收窄了汇率浮动的区间，表明人民币不会贬值，但也并不是固定汇率，只是浮动区间明显缩小了。如果大家有个共识，认为亚洲金融风波已彻底过去，同时亚洲金融风波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已解决，中国也可以考虑恢复过去的浮动幅度，并在此基础上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但问题是，大家的看法并不一样，相当多的周边国家和经济学家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不应该动。

　　记者：中国是否会继续维持较高的贸易盈余和储备增长？

　　周小川：根据近两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作为中央银行，我们清楚，中国政府并不追求贸易盈余，经常项目应该大体平衡，商务部也是这个政策。这是本届政府的意图。

　　根据我国外汇储备的近况，我们也并不追求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外汇储备量很小，需要有一个积累和恢复，外汇储备需要达到与进口和外债相适应的水平。1997年遇到了亚洲金融风波，当时亚洲国家对“什么是外汇储备的适度水平”问题进行了再讨论，并调高了对“适度水平”的理解。现在看来，中国外汇储备的恢复性增长应该是差不多了，不必再追求过快增长。随着中国将来进出口增长和资本流动的继续增长，外汇储备以相适应的速度保持适度增长就可以满足储备的目的了。

　　记者：中国的贸易是否能按政策意图达到大体平衡？

　　周小川：问题的难点在于，中国的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不是那么容易预测的。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同，当前中国的贸易体制处于改革和变更比较快的年代。2001年底中国才被接纳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贸易体制有一系列的改革。当时多数人预测，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进口会大幅度增长，并大大超过出口可能的增长。原因很明显，中国的关税确实作了实质性的削减，包括进口配额管理在内的非关税措施受到了严格的规范，服务贸易进一步放开，所有这些都会导致进口明显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都预测进口增长比出口快。实际情况是，2002年进口确实增长很快，但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出口增长也很快。到2002年末，中国对外贸易有304亿美元的顺差。

　　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5年期间，中国每年都要继续下调关税，每年都要继续减少数量控制，并按承诺步骤进一步开放服务业贸易，包括金融领域、通信领域等，因此就有一个对经常项目平衡进行预测准不准的问题。今年从年初开始进口增长加快，明显大于出口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已减少到45亿美元。总体来看，今年进口的增长速度比出口的增长速度高大约9个百分点。应该说，如继续按照这一趋势进展，进口增长会明显大于出口增长，那么在近一两年内进出口贸易就会达到平衡，就不会有贸易盈余。基于对这种趋势的外推，现在来评价、认定人民币币值是低估还是高估恐怕为时过早，据此作出调整就更不见得明智。

　　记者：中美双方贸易不平衡状况是否可以用汇率手段解决？

　　周小川：大家都知道，汇率水平与国际收支平衡状态是有关系的。一国汇率水平是否合适，有赖于其多边贸易的平衡情况，从来不取决于双边贸易平衡。双边贸易平衡可能是结构政策方面的问题，也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国际贸易理论以及世贸组织的精神，从不强调双边贸易平衡，而是强调多边贸易平衡。

　　在现在的经济、贸易结构下，即使中国通过贸易政策或货币政策的改革使经常项目在总量上平衡了，美方还可能在美中双边贸易上有比较大的逆差。这就不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了，而很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结构方面的问题和财政赤字方面的问题。

　　记者：中国是否可以更多地考虑世界经济的调整？

　　周小川：中国的政策制定以自身考虑为主，同时也强调要考虑亚太和世界的经济。中国逐渐变为一个经济大国，既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发展和平衡，也历来重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相互作用。总体来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要夸大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特别不要夸大中国的贸易状况对其他国家经济和就业状况的影响。

　　今年以来，美元开始走弱。如果走弱是为了调整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平衡问题，并包括美中贸易平衡，那么应该事先告知我们。我们当时只知道美国坚持强势美元，后来才体会出实际上允许美元走弱。如果有人抱怨中国不配合美国调整国际收支平衡，这是没道理的，因为我们并不知情，也不可能做配合。美方事先也知道人民币的中心汇率是参照美元的，美中贸易的情况不受影响应该是在预料之中的。应该说，人民币中心汇率是参照美元还是参照“一篮子”货币来制定，这个政策是有讨论余地的。

　　记者：中国目前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来改进国际收支平衡？

　　周小川：中国有一定的贸易顺差，同时外汇积累上升比较快，因此，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调整国际收支平衡有关政策，进一步扩大开放。大致有10条：

　　第一，去年11月份出台了QFII。

　　第二，近年来一直在积极研究QDII政策。能不能近期实现，还要看大家讨论的结果，但至少是在积极讨论，是一种进展。

　　第三，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即明确支持各类企业在国外投资、开展业务，投资的手续、兑换及汇出变得相当简单。

　　第四，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到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是好事，但不见得要带那么多外汇资金；如果需要，在中国国内融资也是可以的。

　　第五，允许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内发人民币债券。与上一条措施的考虑是一样的，欢迎国际金融机构来中国，但不一定要带那么多外汇来，人民币的融资渠道也是可以用的。

　　第六，允许跨国公司集中操作外汇资源。过去，跨国公司在各地分别注册子公司，而外汇不能实现统一操作。

　　第七，提高了个人出国换汇的指导性限额标准。为方便各类出国旅行，个人出国换汇幅度提高到原来的2.5倍至3倍。消费支出超出限额的部分也可以补购汇。

　　第八，出境携带外汇更方便了。过去携带外汇要按限额拿证明，现在明显地放宽了。

　　第九，移民、非居民的国内资产可以兑换汇出。过去股票、房产、股权投资等只允许将每年的收益兑换成外汇汇出，现在正在研究允许资产转移的操作办法。

　　第十，放宽了经常项目下各类企业开立外汇账户以及对外汇账户的限额方面的管理。这是一贯的，1994年外汇改革以来，一直是逐步有所放宽的。亚洲金融风波期间有所停滞，现在又接着放宽。

　　所有这些方便经常项目汇兑和放宽资本项目过分管制的措施，都会对外汇平衡有好处。中国打算在这方面继续做，稳步放宽外汇方面的管制，进一步改进贸易平衡。我们将继续朝着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方向努力。当然，这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努力。

　　记者：既然说了要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有没有明确的计划？

　　周小川：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中国汇率改革的一项重要议程。总体来讲，当前人民币汇率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同时也有宏观调节。由于市场供求波动比较大，当前有宏观调节是必要的。以后市场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并逐步达到让市场起决定作用，那时我们会允许汇率有较大的波动幅度。

　　当前，中国有很多改革要完成，我们有优化顺序的考虑，汇率改革要与其他改革相衔接。在汇率实现充分浮动之前，有几件事要做：

　　一是贸易放开经营大体比较充分，服务贸易比较开放了。

　　二是资本项目过度管制得到消除。当然并不是全部消除，有一些项目可以消除，使市场能真正起较大作用。

　　三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大体迈出步伐，主要问题初步得到解决。改革国有金融机构有利于防止出现大的风险，这是当前我们正在动手做的事。要考虑到2006年中国将允许所有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同时市场准入也将大幅度放宽。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和抗风险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这有助于它们更好地适应新的汇率机制。

　　应该说，上述三件事在我们的顺序安排上是比较靠前的。汇率浮动机制的最终完善是应该放得稍微靠后一点。当然，顺序选择也不是完全没有灵活性。但在这三件事未基本做好之前，汇率形成机制方面步伐不宜迈得太大，否则逻辑顺序上不太合适。

　　记者：可不可以早一点动？

　　周小川：我们并不认为窄幅浮动汇率、以一种外汇为参照是最好的选择，但要因具体国家以及国家所处的具体的时间阶段不同而做取舍。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又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以我们的观察，中国目前汇率体制没出太大的问题。当然也要逐步改进完善。最近由于这方面说法太多，特别是有些人把人民币升值问题炒得过热，导致有些“热钱”涌入。我们不能使“热钱”的投机行为得到鼓励。世界上投机的“热钱”数量实在太大，一旦放松，“热钱”会继续朝这个方向移动，因此，从不鼓励“热钱”投机的角度看，当前应强调稳定为好。

　　一些人担心，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对冲工具来对付“热钱”。我们说，央行有能力对冲“热钱”造成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央行还会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的工具来应付这种局面。最近，央行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我们会想办法对冲的。当然我们不希望“热钱”再进一步增加。信号也表明，如果想在这方面投机，失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记者：将来如果汇率机制改变的话，是否可以改变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

　　周小川：如果中国国际贸易平衡了，或者说，基于汇率机制的变化，经常项目达到了平衡的格局，美国是不是能减少美中贸易逆差？我觉得还应该多做一些结构分析，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在多大程度上会与美国同类产品发生竞争和替代？美国的优势更多的在于高技术产品出口和服务出口，例如，美国在交通、通讯、金融等服务方面对中国有很多出口，高科技产品在中国也会是很有市场的，这些优势能否得以发挥不见得取决于汇率。如果把视野仅放在一般商品贸易方面，是受局限的。因为从一般商品贸易方面讲，究竟汇率弹性有多大是个有疑问的事情。以日本为例，原先1美元兑360日元，后来调到250，再后来又调到100，最高达到79，现在是1美元兑116日元。对商品贸易平衡影响究竟如何呢？不少人评价，商品贸易方面的汇率弹性并不高。总的来说，不能说没有弹性，但和生产结构及已形成的分工格局的关系非常大。

　　记者：有些人强调对就业方面的影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小川：这次的汇率问题，涉及到影响某些发达国家的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个比较政治化的题目，就业率不高，影响到选票。但应该说，大家应更多地找自己方面的原因，各国都一样。因为，你今年要选举，他明年要选举，大家都有选举问题；你有就业问题，他也有就业问题，大家都有就业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就业压力是最大的。中国每年要解决100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特别突出的是农业人口问题。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首先是有一部分农产品竞争力下降。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的劳动密集程度相当高，大宗农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如汇率调整使大宗农产品竞争不过进口产品，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东部地区农民就要离开农业，那么，他们就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向城市转移。压力在于城市要提供更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每影响一个百分点的农业就业就意味着约400万劳动者。有很多人只是分析出口会受影响，就业机会会减少。其实，农产品进口和农业人口转移方面的压力可能更大。但是，经济学和国际经验都表明，对任何国家来讲，国内就业问题，更主要是靠国内结构改革来实现。特别是对大国来讲，主要是靠结构性改革，包括劳动力的技能要适应国际竞争力而进行调整。希望把压力转移给别人，并不一定真正能够解决问题。（来源：中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