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19日电 光明日报日前刊登文章，谈到清朝末年掌握着最高统治权力的一些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指出慈禧决不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而把李鸿章说成是明了世界大势的“最杰出的外交家”，是完全背离历史真实的。

　　文章说，上个世纪之交，中华民族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之中。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经历过艰难的求索。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回避对当时掌握着最高统治权力的一些人物的历史评价。例如，对于作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应该怎么看？对于十九世纪后期实际掌握清王朝军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又怎么看？不弄清楚这些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很难对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面貌有确切的了解。

　　文章指出，不能说慈禧没有做过一点儿好事。可是，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代表，慈禧决不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慈禧尽心竭力维护的是“大清王朝”的统治，而这个时候，“大清王朝”已经走到末日，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我们决不能把“朝廷”同“国家”混同起来，以为一心致力于巩固和维护“大清王朝”就是梦想着实现“国富民强”。“国家”和“朝廷”有一致的一面，又有根本的区别。

　　对清朝政府来说，有时为了“朝廷”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以至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时人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记载：甲午战败，有人在城门上贴出一联：“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不久，又有一联：“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

　　文章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不仅急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且竟在煌煌上谕中写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样不顾脸面的话，听凭列强予取予求，使当时许多爱国者感到蒙受奇耻大辱。这哪里谈得上是追求“国富民强”？

　　文章认为，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起家，稍后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角，对中国现代化的最初起步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而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他始终坚守“力保和局”的宗旨，奉行“外须和戎”的外交方针。李鸿章的贪婪聚敛是有名的，当时甚至有“宰相合肥天下瘦”(李是安徽合肥人)的说法。他在“自强”旗号下一手训练起来的、用洋枪洋炮武装的淮军，腐败不堪，只能用于对内镇压，在对付日本侵略时几乎一触即溃。

　　当列强将侵略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的时候，他一味避战求和，甚至命令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后“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并多次签订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不平等条约。对此，李鸿章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中日马关条约签字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咄咄逼人地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就其中两项辩驳。伊藤说：“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李鸿章随即在请旨的电报中提出：“其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订条款定约，免误大局。”朝廷批准了他的意见。四天后，他便在条约上签字。

　　文章据此认为，把李鸿章说成是明了世界大势的“最杰出的外交家”，甚至把他描写成“忍辱负重”、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高尚情操的“悲剧英雄”，是完全背离历史真实的。

　　至于“弱国无外交”的问题，李鸿章作为一个弱国的政治代表，他的外交活动势必受到极大的制约，我们不能要求李鸿章做他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即使是一个弱小的、落后的国家，也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和志气，决不是对列强种种侵略要求只能俯首帖耳，逆来顺受。否则，汪精卫之流也可以被看作“悲剧英雄”了，那还有什么是非可言，还有什么民族自尊自信可言？

　　且不说古今中外历史上，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在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团结抗争，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事例屡见不鲜，就是有些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抗争者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对后来者也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这些人不愧为民族的脊梁。就是在同一时期，在对外交涉中，也不乏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从而在外交斗争中取得局部胜利甚至重大胜利的人。如曾纪泽、杨儒的对俄交涉，特别是左宗棠不顾李鸿章等人的反对，从外来侵略者手中收复新疆的巨大胜利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文章强调，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想的并不是一回事，探寻的也是不同的出路。不管慈禧是否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慈祥”、“温馨”、有“高雅情趣”，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总代表，她只能是共和的对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