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并注明摘自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联系电话:68994602)

　　中国初愈

　　5月是关键的一月。

　　忐忑着度过了“缩水”的五一假期，北京人的心情随着疫情曲线的一路走低而渐渐走高：每日新增病例数自5月2日跌下100大关后，至5月9日更跌下50关口。而官方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谨慎的乐观：疫情正呈波动式下降趋势。

　　北京人开始试探着从SARS的阴影下走进初夏明媚的阳光，街上行人开始增多，一度空旷的大街上汽车重新排上队，后海边的酒吧里又有了喧闹，饭馆准备重新开业，多数人摘下了口罩——这是一个重要的心理指标，表明这座城市已走出了恐慌。

　　北京的向好也带动了全国疫情“波动式下降”，至5月13日，仍有6个省区保持着“金刚不坏之身”，而福建、湖南、山东、广西等地均有10天以上未新增确诊病例。而一度令人担忧的上海，在严密的防范下并未失守，更是鼓舞了全国的士气。

　　与此同时，好消息还不断从周边传来：越南成为第一个完全控制住SARS的国家，多伦多也宣称“完全控制”，新加坡和香港的状况也一路走好，并且有望促成WHO取消旅游警告。

　　数据和专家的预测显示：5月可能是一个转折期。可能是北京的转折、中国的转折，进而是全球的转折。

　　既然是转折，我们希望向好，但也要提防反弹。有了先前的惨痛的教训，政府十分担心过早乐观和松懈的情绪，一再告诫各级官员和各地人民：疫情尚未完全控制，仍有进一步蔓延的危险，稍有不慎，可能功亏一篑。

　　虽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自由的呼吸，但现在，还没有到把口罩扔到一边的时候。

　　每个中国人都需要反思

　　SARS危机让我们重新考虑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个人

　　文/许纪霖

　　2003年的春天，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突如其来的非典病毒威胁着我们的生存。虽然这是一场公共卫生的危机，但在其背后，潜伏着我们这个社会多少年来积淀下来的某种危机和缺失。民族国家认同、社会自组织运作和个人精神信念这三大要素的匮乏，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国家

　　当前，中华民族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不是人类世界的敌人，而是微生物世界的病毒。但就像对付日本鬼子一样，如果民族不团结起来，我们就会受到它的统治和奴役，甚至毁灭我们整个民族！不过，中外历史表明：民族危机的时刻，也是建立民族国家认同的最好契机。在这次危机中，特别是在中央高层处理了两位渎职的政府高官之后，全国民众表现出了对民族国家共同体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以前，除了在女排夺冠、足球出线、申奥成功这样的时刻，我们很难看到这种向心力的表现。

　　但是人们发现，中国的公众却苦于没有合适的表达自己爱国情感的方式。过去人们都是被动员式地表达自己的民族情感。一旦有了自觉表达的需求，却丧失了表达情感的空间、方式和仪式。比如，国旗作为现代国家的图腾，是一个很好的象征物。在9·11事件以后，在美国可以看到各地的民众在家里、汽车里纷纷挂起星条旗，以此表达对国家的支持和认同。但在我们国家，国旗很少是公众表达情感的载体。

　　不久前的一天，一辆出租车上挂起一面小国旗，这很让人惊喜，第二天，当看到每辆出租车上都飘扬着五星红旗时，才明白原来是按照上级统一的布置，欢庆五一！

　　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对国旗的自由使用，表达我们对国家的真实情感？为什么国旗只能是国家意志的象征，而与我们公众的真实情感无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们不仅丧失了表达爱国的渠道，还丧失了表达爱国的语言。在电视上，看到不少医务人员、军人、小孩在表达与国家同心同德，不怕牺牲，抗击非典时，语言贫乏，真是急死人。我们相信他们是真心诚意的，但是他们的语言听上去是那样的空洞、无力。中国人真的已经丧失了真实情感的表达能力吗？是被我们的媒体强制过滤了？还是做老师的责任，让孩子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只会使用统一的标准答案？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北京是灾难最严重的城市，不管其最初原因是什么，作为中国的首都和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理应获得全中国的同情和声援。但在这次非典危机中，人们听到和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北京的歧视和指责。虽然大家知道，各地对北京的实质支持是不少的，比如在北京需要口罩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批示要求上海全力支援，虽然这时上海也缺口罩。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挖断国道、对北京人围追堵截的场景。北京虽然缺医疗用品、缺医务人员，但最缺的是其他地区道义的支持和精神的关爱！

　　在这一时刻，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又是十分传统的。缺乏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意识，比较9·11以后美国人的众志成城，真是让人们感慨万分。

　　中国人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情感还很肤浅，我们不是没有这种情感，但一旦与我们的另外一些认同价值，比如家庭、家族或地方利益发生冲突，通常会把那些价值看得比国家的价值更高。中国社会，就像费孝通先生所指出，是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差序格局”，自我利益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家族、村庄、地方的利益，最后才有可能是国家的利益。从晚清到现在，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是否真正建立起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呢？

　　社会

　　这次抗击非典的战役，完全是由政府主导的，采取了传统的行政动员、发动群众的人民战争方式。虽然很有效，但也暴露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的各种自组织系统，在这次战役中，基本无用武之地。一个社会，假如在危机来临时，只能被动地依赖行政的垂直动员和控制，而无法启动自身的自组织系统，这本身就潜伏着一种危机。

　　有一些网友们在网络上激烈地批评政府，认为这次危机政府必须承担责任，甚至说，假使他个人得非典的话，要通过法律追究政府的责任。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但在这些貌似激烈的反抗言论背后，隐藏着某种全能主义社会的臣民心态。所谓臣民心态就是认为这个社会和个人所有的问题都是应该由政府负责的，既然这个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政府的问题，那么我就有权利追究政府的责任。臣民心态可以是以正面的“顺民”形象出现，也可以以反面的“逆臣”方式形态表现出来，但二者背后的逻辑和预设是一致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灾难面前，个人和社会应该担负什么责任，除了批评和监督政府之外，作为独立的公民和社会成员，还能够做什么？

　　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假如它的民众缺乏公民和社群意识，同样会出现不堪忍受的混乱。海峡对岸的台湾非典也很严重，形势一度失控。台北和平医院被大面积感染，被隔离之后，有些医务人员借口人权，竟然违背隔离令，带头逃跑。而新竹市市长为了所谓当地选民的利益，也去堵截运送患者的车辆。一个现代的社会不仅要讲个人的权利，同时也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感。在加拿大，亚洲回去的加拿大公民不用政府强制，都是自觉地在家里隔离两周，这是成熟的公民社会中的自觉。

　　我们今天对自由民主社会了解太肤浅，似乎只要有了权利意识，有了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我们没有看到，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社群。西方的人际关系中，除了市场和法律的权利关系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情感联系，因而特别具有人情味。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是没有人情味，但只是发生在熟人之间，在陌生人当中，不要说人情，连起码的交易信用都可以不遵守！这样的传统社会一到现代都市生活，人际关系就表现得特别冷漠。

　　现代的城市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空间，现代都市生活剪断了与以前传统社群的联系，把你抛到一个完全陌生和非人格化的空间之中，如果都市中缺乏社群生活的话，这个社会是经不起灾难打击的。北京这次的悲剧就在这里。北京的人口流动性非常高，许多北京人都对北京缺乏认同感，更别说这么多外来人口了，这次逃离北京的大多是学生和民工。北京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赚钱和拿文凭的城市，他们和北京的关系是很脆弱的，社会上也没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亚社群让他们留恋。人之所以感到恐惧往往是背后缺乏社群的支持，让他感到孤独，无以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剩下一条路，只有逃离。纷纷逃到自己的老家，因为在老家，还有他们所依赖的社群：家庭、家族、邻里等等。我们这个社会太缺乏各种各样的亚社群了，即使有，也缺乏体制化的保障，中国的大学现在普遍禁止成立同乡会，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反思。

　　个人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很多人患了非典恐怖综合症。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症状。比非典病毒更难应付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病毒。如何使自己在灾难时刻获得对生命和生活的信念，成为一个勇敢的公民，如何在世俗社会中获得神圣性，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在网上北大一个留守在校园的新生写帖子，讲到他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慌之后，省悟到“北大精神并不仅仅是面对成功与喜悦的激情昂扬，也应该有面对危机灾难时候的冷静、沉着、不盲从——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并且能够上前线——治疗、护理非典病人。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平静的心态，不恐慌，不盲从，并且不把任何不健康的情绪传染给别人；尽可能多地给他人以关怀。”有网友在跟帖中称赞说：这也是一种英雄！世俗时代的英雄不必刻意轰轰烈烈去做什么事，只要保持平常心，做平常事，也意味着战胜了荒谬。

　　这是一个灾难的时刻，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对许多人来说或许一生只有一次。能否在这样的时刻实现对自我的升华，在于每个人的自我选择。人们希望，危机过后，会给我们这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仅仅只是阴暗的回忆。-(作者是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