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翎是一位HIV的感染者，同时也是一位聋哑人，在报告发布会上，他用手语分享自己的经历，呼吁大家关注性少数群体
“每次去医院看病，我都会编一个理由”——90后跨性别男性林薇至今不会对医护人员透露自己“女跨男”的性身份。
“我穿着裙子去饭店面试，后厨的人都会围过来对我指指点点”——跨性别女性潘齐还没找到工作。
“知道我是性少数群体中的HIV感染者，医生责备我在外面乱搞”——跨性别女性林刚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
数据显示，艾滋病在性少数群体中的传播正在扩大，其中在跨性别女性人群中更为突出，最近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这类人群中有16%的HIV感染者。
如今通过药物治疗，艾滋病病人的寿命已经可以和正常人一样长，但对于性少数群体这类HIV的高感染人群的歧视和误会依旧没有消除，跨性别者以及其他性少数群体仍面临污名化、就业难、用药缺乏指导等问题 。
HIV感染率高达16%
在性少数群体里，比起同性恋和双性恋，跨性别人群感染HIV的比例更高。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蔡泳所在的研究组与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日前对220位跨性别女性人士进行调查研究，数据表明，这类人群中有16%是HIV感染者。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男男性行为人群8%-9%的感染率。
跨性别人群指的是，自我认定的性别与先天生理性别不一致的人群。
无国界爱心公益基金会11月28日发布的《中国多元性别群体健康状况调查》数据也显示，调查对象中，22%跨性别女性是艾滋病感染者。
高感染率与跨性别女性就业难有一定关系。“跨性别女性最普遍的工作就是表演和性工作者”，沈阳爱之援助健康咨询中心的负责人马铁成和他的团队主要服务于性少数群体和跨性别者，马铁成遇到的大部分跨性别女性在找工作时都会遭到歧视。“那些能找到好工作的人处于这类人群金字塔的顶端，大部分跨性别女性的生活艰辛”，马铁成介绍，他们不仅在用人单位受到歧视，很多家庭都无法容忍孩子是跨性别者。
虽然穿着打扮上靠近女人，但大部分跨性别女性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上依旧写着“男”，自我性别认定和先天性别的矛盾是这类人最大的困扰。
跨性别女性潘齐对此深有体会，今年七月份，潘齐披着长发，踩着坡跟凉鞋到一家饭馆面试服务员的工作，看到潘齐女性的打扮老板觉得有点奇怪，核实潘齐的身份证上“男性”身份后他拒绝了潘齐。饭店老板委婉地说“我们这里不太适合你”。
面试失败后，还没来得及离开饭店，后厨的其他工作人员直接来到大厅，对潘齐的打扮开始指点，潘齐对这样尴尬的情况已经见怪不怪，“她”的朋友里也不乏因为找工作受歧视而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的。
马铁成认为，在各类性别人群中，跨性别女性处于最劣势的地位，“女人爷们点，别人会夸她能干，男人太‘娘’就会被瞧不起”。北京交通大学卫生学院蔡泳说，部分跨性别女性有时会与男性同性恋者发生关系，同时也会装扮成女性角色与异性恋男性发生性行为，其接触的人群范围更广，传播疾病的风险更大。
防艾用药缺乏专业指导
目前，我国针对HIV患者会定期发放免费药物，但对于跨性别者艾滋病患者而言药物控制上需要考虑更多问题，因为大部分跨性别者会同时使用激素，药物剂量使用不好，对身体损害严重，而国内目前能给予跨性别群体用药指导的医生又十分稀缺。跨性别男性林薇（化名）就被这样的问题困扰着。
跨性别男性的身份让林薇的行为和穿着都像男生，“他”也试图用药物使自己的身体更接近男人。今年4月份，林薇开始接触外源睾酮这种激素并使用它。林薇坦言，很多激素的来源都是私人在贩卖，药源其实并不安全。这些激素药品中有时候会掺杂一些其他激素，用量不合理的话对身体伤害非常大。
林薇身边的HIV感染者会同时服用艾滋病控制药物和激素。因为没有专业医生的指导，药贩子怎么说，就怎么吃，使用不当容易引起艾滋病的并发症。
安全起见，“他”和朋友都会通过互联网找到一些能够做变性手术的医生请教激素使用的问题，请教医生们这些激素与艾滋病控制药物是否会有冲突。多数医生还是对使用激素表示担忧。
林薇开始使用激素时出现了体重增加、心情郁闷的现象，网上咨询才知道，这类药物容易造成内分泌失调，所以需要监控，最好每隔半年去医院做一次肾功能和激素水平检查。
“尴尬的一点是，我每次去医院做检查都会编一个理由”，林薇一般不会告诉医生自己是跨性别者，为了避免尴尬，林薇一般只去找医生开一个检查单，检查结果拿到手以后不会再回医生那里看病，所谓久病成医，林薇通过这些化验单和各项激素的数据，基本上能看出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不懂的时候就把化验报告“扔”到群里，让有经验的人帮忙看看
但林薇以及HIV感染者中的性少数人士都知道，这种凭经验吃药早晚得出问题。
污名化后的身份隐匿
多数跨性别者在就医时会像林薇一样选择隐瞒自己的身份。普通人以及医护人员对性少数群体普遍存在污名化的倾向。
上述多元性别群体健康状况报告显示，1205位被调查的性少数人士中，有61%的多元性别人士在面对医疗服务时害怕被医护人员区别对待，有42%的多元性别人士在就医时从不会透露自身的性别认同。其跨性别者最为明显，有48%的跨性别者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跨性别男性王元认为，这源于大家对跨性别人群以及HIV人群依旧存在的歧视和污名化。
王元是一名跨性别男性，王元有束胸的习惯，平头短发和牛仔裤、球鞋搭配起来，一眼看去，王元就像真正的男孩。
每次去医院看病，王元基本上都会被问性别的问题，王元试过主动在检查单子上填写“男”，但当王元跟医护人员解释自己是跨性别男性的身份时，对方经常表示不解，甚至反问“他”一句“女孩子为什么打扮成这样”，这样的回答，让王元后来索性不做解释和说明。
比这更加麻烦的是遇到拒绝治疗的情况。来自海南的林刚是一位跨性别女性且是HIV携带者，2016年年初，他患上了性病，在疾控中心的推荐下，他向家乡一所医院的医生求医。这位医生得知林刚是跨性别人群后态度骤变，并直言如果不是疾控中心推荐，他并不愿意给林刚这类人看病。
另外一位北京的跨性别男性在医院治疗时感觉医生态度友好，“但我能感觉出来，只是态度关切，对于跨性别人群和性少数人群并不真正了解”，最后提醒“他”远离性少数群体。
出于这样尴尬的境地，王元、林刚都曾出现过拖延就医的情况，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去医院，遇到问题就在贴吧和圈内好友里求助。
社区组织成预防主阵地
这份报告还针对多元性群体中HIV群体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参与调查的1205名性少数群体中有155名HIV感染者。调查数据显示，被确证为HIV感染者时，患者在艾滋病公益组织、献血车、同志社区组织被提供的讲解和咨询要比医院和疾控中心更为详细和丰富。
“除了HIV检测以外，跨性别群体有更多的需求，比如穿漂亮衣服，找男朋友，变性”，沈阳爱之援助的负责人马铁成说，他们可以提供很多医院所不能提供的帮助，他所在的工作站还专门设立了救助站，一些被赶出家门的跨性别HIV携带者可以在此停留。工作站会给他们提供体检、法律援助、就业指导的帮助。
“医院是出于工作职能提供服务，社区小组则是出于同类人群的感情来提供帮助，满意度可想而知。”马铁成说。
对于这个结果，全国乃至全亚洲最大的同志酒吧“目的地”的负责人王强不感到惊讶。2013年，酒吧成立10年之际也成立了以酒吧名字命名的“目的地服务中心”。起初，酒吧只是为性少数人群提供一个“体面”的娱乐场所。现在，酒吧也开始关注这类人群的健康。这个服务中心不仅为性少数人群进行HIV筛查，还会指导这些患者的生活和用药以及心理咨询。
浙江爱心工作组组长王龙也从事男同性恋的防艾检测工作，过去一年他所在的浙江爱心工作组共筛查了7000名高危人士，其中被确认的患者有500位，相比疾控中心和医院，社区组织已经成为预防和筛查艾滋病的主阵地。
北京市性病和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郑志伟也证明了这点，在郑志伟看来社区组织对于HIV高危人群的筛查和预防上做了很多医院和疾控中心所力不能及的事情。由于这些少数人群具有相似性，大家聚集起来会有安全感，检测起来也更有针对性。
2013年开始，这些社区小组被赋予艾滋病快速检测的资质，志愿者接受疾控中心的培训，可以对高危人群进行快测，目前快测的准确率已经非常高，如今全国各地的疾控中心都在和这些社区小组合作。
据郑志伟所知，北京目前有30个这样的小组，其中有针对性少数群体的组织，也有针对妇女健康的组织，除此之外还有专门针对吸毒人群的社区小组。
每年，性病与艾滋病基金会拿出约5000万的资金用于扶持这些小组的工作，各个社区组织按照项目上报预算，采用类似“招标”的方式获得这些资金进行工作。
特殊群体的未来之路
大部分性少数群体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这导致中国目前尚无研究得到该人群的数量，但按照国际水平，人群中约0.3%属于跨性别者。
无国界爱心公益基金会理事孔令坤说，在实际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对于跨性别者和其他性少数专业知识还是有待普及的。在一些国家，医护人员的继续教育课程中有专门针对性少数群体发病、治疗、用药特点的课程，在我国虽然有医护人员继续教育的制度，但针对跨性别人群和整个性少数人群的进修课程还没有开设。
“如今的医疗水平可以让艾滋病患者活得和正常人一样长，但人们对于HIV患者以及性少数群体的歧视思想并没有赶上医学的脚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官员周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性少数群体与艾滋病存在的关联，大家对这类人群的误会和歧视依旧存在。“现在哪个普通人能明确说出来什么叫做跨性别男性，什么叫做间性性别，”周凯认为，想要消除医疗服务中对于性少数人群和艾滋病人群的有色眼镜，那么必先让普通人了解性少数人群。
“要消除公众的歧视，当然也要消除性少数人群的自我歧视”，周凯说，2010年到2015年，我国艾滋病新增人数是190万，到2020年，我国艾滋病新增人数要控制在50万人以内。
在这个过程中，如潘齐、林刚这样容易被忽视且容易受到歧视的跨性别者需要更公平的机会。“比如一个专业的防艾控艾服务机构，”潘齐说。
（文中涉及的性少数人群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