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经济带建设如火如荼之际，长江沿线14万多渔民多数却在为生计发愁。半月谈记者近期在沿江多个县市调研发现，渔民打鱼没钱、上岸没地，又难以享受低保、医保、养老保险以及各种惠农政策，是公共服务阳光难以照射到的角落。
打鱼没钱，上岸无地
打一辈子鱼没赚到一间房，少的愁生计，老的忧养老
湖北省石首市调关镇渔民刘儒学最担心两个孩子的婚姻问题，年仅45岁的他已是满头白发。“儿子20多岁了，家里没间房没块地，也没一分钱积蓄，找不到本地的媳妇，只能让他到外地打工碰碰运气。”
刘儒学夫妇和70岁的老娘一起租住在镇上的一间破房子里，每年虽只要1500元的租金，但两口子一年打鱼毛收入只有三四万元，刨去各种支出，一年到头只剩下三四千元。“现在买个地基就得十来万元，一套房子最少得二三十万元，我家祖孙三代打了几辈子的鱼，到现在一间房子都没赚到。”记者了解到，沿江像刘儒学这样没房没地、以船为家的渔家数以万计。
湖北省宜都市枝城镇白水港村渔民鲁必华在紧靠江边、属于防洪区的空地上违规建了两层楼房，家里没什么新电器。村里让渔民在防洪区内建了房，有的房子已经成了危房，但办不到房产证，也领不了危房改造补贴款。鲁必华说，自己这个年纪的人压力最大，一年打鱼加上打零工的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上有年逾古稀的父母，下有还在读小学的孩子，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要上千元，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农业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201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长江中下游渔民收入差异大，除上海、江苏、安徽安庆等地部分渔民收入较高外，其他江段渔民收入普遍偏低，少的每年只有1万元。湖北秭归县、宜都市、赤壁市等地渔民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石首市、洪湖市专业渔民一年收入大多在4万元左右；重庆江津渔民全年平均作业220天，渔民年收入普遍在6万元左右，支出约5480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700多元。
中青年渔民愁生计，五六十岁的老渔民则忧养老。68岁的石首市天鹅洲长江故道渔民黄世新老两口祖孙三代10口人挤住在一栋20多年前修的老房子里。除打鱼外，他们平时靠捡种别人的共1.5亩地维持口粮，农闲时到野沟渠里捕点小虾、黄鳝补贴家用。二儿媳刚生了个孙子，可黄世新告诉记者，家里过年后就没买过猪肉吃。“两个儿子不仅没给生活费，还要吃自己种的稻谷和菜。”
“年轻一点的可以到工厂打工，到周边做苦力、打点零工，我们这些年龄大的只能在家里闲着。”白水港村64岁的刘泽奎说，老渔民们都对养老问题忧心忡忡，养老都靠子女，子女们也多是渔民，自身都难保，怎么能让老人老有所养呢？
休渔季来临，渔民将渔船拖上岸
5个子女葬不起老父亲，村里没一个大学生
调关镇42岁的渔民周德宏由于家里太穷，老婆在儿子两岁时就离开家庭了。他每年都要请一个人帮忙打鱼。收入本来就微薄，还要请人，周德宏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没钱修渔具，刚找朋友借了一两千元，每年这个时候都得借点钱周转。”
更让周德宏心里难以释怀的是，去年64岁的父亲突发疾病去世，兄弟姐妹5人竟然凑不起几万元的安葬费。石首市渔政局一位干部称，周德宏兄弟姐妹5个，都成家立业了，但因为都是渔民，当时每人凑了5000元还不够，又找他借了2万元救急，这才让老人入土为安。
眼下，正值长江中下游休渔期，洪湖市螺山镇长江捕捞村江边停靠着10多艘渔船，有的渔民在给船底刷漆，有的在整修船顶的篷布，有的在修理渔网，一派热闹的备渔景象。
看到半月谈记者来访，渔民郑伟清热情地拉着我们到他“家”做客。郑伟清一家三口的“家”就是江边停着的一条只有六七米长、一两米宽的小木船，四五个人进来，就没有下脚的地方。记者看到，除了1个电饭煲、1台收音机、2床破被子、1台煤气灶和一些碗筷，船上就几乎没有其他的东西。但郑伟清还是咬牙供儿子读上高中，为此还欠下两三万元的债务。他说：“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希望小孩能争气考个大学，换个活法，再也不要来江里受苦了。”
由于居无定所、家庭困难，渔民子弟上学难，教育水平普遍较低。郑伟清说，村里100多户渔民，与儿子一起读到高中的只有两人，还没有一个大学生，一般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石首市天鹅洲长江故道渔民得益于1999年的灾后移民建镇政策，在岸上有了房子，又由于国家级保护区的建设分到了田地，但渔民子女教育问题依然突出，多数只读到初中。
“打鱼真是天下最辛苦的事，一年200多天在江上漂，一天24小时轮流打鱼，吃不好、睡不好，一年到头也捞不到几个钱，还个个落下胃病、风湿病。”洪湖渔民龚小仙说着说着，眼角慢慢湿润了。
“我们是被遗忘的一群人”
多地渔政部门反映，渔民因为生活相对封闭，是当地最穷、最弱势的群体之一，被排挤甚至被歧视。同时，由于渔民的非农身份，生活在农村的渔民往往成为农村低保、医保、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真空地带。这导致这部分人普遍缺乏获得感，上访现象相当普遍。
从事渔政相关工作30多年的宜都市水产局副局长刘哲西称，与越来越多的惠农政策形成鲜明对比，除了燃油补贴和禁渔期补贴，国家几乎没出台过惠渔政策，去年刚出了连家渔船安居工程的政策，每户补3万元，相对于动辄数十万元的购房款只是杯水车薪。
石首市水产局副局长谢进说，不少专业渔民居无定所，户口都没地方放，户口挂到地方了也被排挤，无法正常享受低保、社保、医保等相关政策。
宜都市白水港村65岁的渔民刘成兵对此心理很不平衡。他说，渔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靠水吃水也吃不饱了，却没有享受到多少好政策；国家发展了，很多农民都富起来了，我们的日子为何越过越难？
石首市天鹅洲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张振华说：“我才上任两年，每年都有渔民集体来我这里上访，要求解决生计问题。我们很头疼，只能请求地方政府帮忙协调。”
无鱼可捕，无处可捕
近年来，“长江三鲜”、“四大家鱼”等主要经济鱼类加速萎缩，一些江段已“无鱼可捕”；而随着长江航运和沿江工业的发展，以及长江江豚、珍稀鱼类、水产种质基地、湿地保护等各类保护区的设置，渔民作业空间被不断挤压，一些渔民“无地可捕”。
在江西鄱阳湖都昌城西码头，一名渔民在整理收拾渔网
无鱼可捕：靠水吃水已吃不饱
半月谈记者今年3月下旬到湖北省宜都市白水港村五组房前屋后走访，随处可见倒置在地、盖着雨布的渔船。4月1日长江中下游全面禁渔，村里的渔民们却早早收起渔船渔具，停在江边的几艘渔船也卸掉了发动机，并没有趁着这几天没禁渔再多撒几网。
“我现在一年就趁禁渔期结束后打鱼三四个月，刚开禁时一天还能打个10多斤，到了11月后连柴油钱都赚不到，靠水吃水已经吃不饱了。”白水港村渔民鲁必华说。
在600多公里外的安徽安庆，余云保和大多数渔民一样，今年一个月的刀鱼捕捞季只捕到不到5公斤刀鱼，只有往年3天的量。“四网下去三网空，很多渔民都不下江了。”安庆市渔业部门数据显示，4月27日刀鱼捕捞第一天，安庆袁江村两条渔船的渔民共捕获6条刀鱼，每条刀鱼规格不足一两。安庆市农委相关负责人称，今年长江安庆段创下了刀鱼捕捞旺季尾数、个头、重量等多个历史新低，刀鱼产量不及去年的1成。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一组数据印证了“无刀鱼可捕”的担忧：1973年长江刀鱼产量为3750吨，1983年为370吨左右，2002年已不足百吨，2011年仅余12吨。而“长江三鲜”的另外两种，鲥鱼和河豚已10多年难觅踪迹。
为淡水养殖提供优质亲鱼的长江“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也在加速萎缩。中科院水生所等多家科研机构的长期监测数据表明，长江中的“四大家鱼”鱼苗出生量由上世纪50年代的300多亿尾降为不足1亿尾，宜昌江段“四大家鱼”的鱼苗径流量已下降到三峡蓄水前的2%至3%。
长江渔业资源逐年萎缩，渔民渔网的网眼随之越来越小、网越来越密。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曹文宣称，长江现有的渔业资源已经养不活那么多渔民了，无鱼可捕，一些渔民就采用电打鱼、迷魂阵等非法手段酷捕滥捞，严重破坏渔业生态，威胁江豚等食鱼“国宝”的生存，形成恶性循环。在长江中下游湖泊和江边大量存在的迷魂阵，网目仅为0.5毫米至1毫米；重庆江津段的渔船密度和作业强度，已超过其天然水域渔产潜力的3倍。
无地可捕：航运发展撞击渔民生存空间
近年来，长江航道整治步伐加快，长江黄金水道日益繁忙，船舶数量增长迅速，去年长江货运量再创新高，已达20.6亿吨，稳居世界内河货运量头把交椅。然而，航运的繁忙却大大挤压了渔民作业空间，一些地方渔民“无地可捕”。
去年11月份，湖北省秭归县茅坪镇银杏沱村40余户渔民用小渔船将近2公里长的江岸封锁20余天，原本停靠此处的数十艘滚装货船无法正常停靠。长期在此捕鱼捞虾的银杏沱村渔民望家忠介绍，近些年坝上滚装业务发展很快，滚装运输船越来越大，几十艘大船挤满了渔民传统作业水域，尤其是大船在江边层层排开，渔船进出十分困难。渔民要么见缝插针撒几把网，要么只能到支汊小河捞虾。
半年之后，记者再次踏访银杏沱村，50岁的陈洪元刚从江里把被大船撞翻掉到水里的发动机捞了起来。刘家雄、陈洪元等渔民反映，大船的停靠经常导致渔船被撞坏、渔网被刮走，渔民损失动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还常因为事故发生在夜晚而无法确定肇事船只。
秭归县农业局副局长郑明说，按三峡工程管理相关规定，渔民不能在银杏沱库区水域作业，但这里的渔民大多是三峡移民，没田没地也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渔政部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白水港村渔民刘泽雄指着江里的货船、采砂船、工程船对记者说，这是我们传统的作业区域，都被大船占了，只能去几十公里外的宜昌打。长江石首段九曲回肠，历来是藏鱼肥鱼之地，但由于航运的发展，渔民捕捞区域已不足传统作业区域的1/10，捕捞旺季渔民只能在只有两三公里的江段轮流撒网、昼夜不停地作业。
多位渔民反映，近年来荆江航道整治频繁，很多江段江底都是石头，网挂到石头上就废了。刘泽雄说：“我们一片网就是1000多元，整治航道的地方都不敢下网；另外，航道整治后水流、水情、底栖生物等都有变化，原来了然于胸的鱼情现在都摸不准了，对打鱼影响较大。”
“江豚应该好好保护，我们渔民也要有活路”
近些年，长江沿线建立了一大批江豚、珍稀鱼类、湿地保护区以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为保育长江生态、减缓渔业资源衰退趋势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与此同时，生态保护与渔民生存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湖北省洪湖市有1个国家级江豚保护区、3个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还有著名的洪湖湿地。但长江干线300多户渔民以及洪湖湖区的三四千户渔民生活却十分艰难。洪湖市水产局副局长周殿明说，过去围网养鱼，洪湖里的渔民一年能赚10万多元甚至更多，现在保护洪湖湿地，围网都拆除了，保护区也不让打鱼了，给渔民每人分了20亩的水面，但水质越来越差，效益也越来越差，仅能勉强维持温饱。
长江石首段有天鹅洲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本在长江天鹅洲故道世代打鱼为生的100多户渔民只能转产安置，平均每人只分到了三四分地，此外没有其他任何补贴和政策，为此渔民开始挤占保护区滩涂资源。
洪湖、石首等地多位渔民表示：保护江豚、麋鹿我们都能理解，但渔民也要有活路。现在不让我们打鱼，因为生态保护把我们的饭碗给砸了，让我们怎么过日子？
沿江重化、水泥等高污染企业林立，偷排偷放的污水也给渔民带来困扰。洪湖市螺山镇长江捕捞村渔民周良说，原来江南江北都能打鱼，现在对岸的湖南临湘靠江建了个大型化工园，污水排到江里，鱼大片大片地死，打上来的鱼有一股药味。
恢复生态，转产转业
半月谈记者采访中，沿江渔政干部和专家学者反映，无论是改善渔民生活、实现全面小康，还是支撑长江经济带建设，亦或拯救长江渔业资源、保育长江生态，让长江沿线14万渔民转产安置都势在必行。
6月26日，渔民在长江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永安洲段放流鱼苗
渔民有期盼，形势有需要
“现在靠水吃水已经吃不饱了，国家干脆全面禁渔，让我们断了江里的念想，转行干别的算了。”渔船、渔网等渔具在家里闲置了一个冬天，靠做苦力、打杂工贴补家用的湖北省宜都市白水港村渔民鲁必华盼着国家赶紧出台转产安置政策，让自家的生活有所起色。
半月谈记者近期在沿江多个县市调研发现，多数渔民有转产转业的需求和愿望，不少人已主动上岸自然转产，还在打鱼的几乎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白水港村党支部副书记沈明新说，村里绝大多数渔民春节以后都没出去，现在还在外面打鱼的只有几户。“60%以上的渔民都是季节性地打三四个月，打鱼半年以上的只有40%左右。”
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201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长江中下游近88%的渔民愿意转产，90%以上的渔民在40岁以上；受访的99位渔民中，仅有2位渔民的子女在继续从事捕捞业，由于渔民群体已老龄化，长江全面禁渔的阻力也将日趋减小。
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称，一方面长江航运的发展和各类保护区的建设让渔民“无地可捕”，长江渔业资源逐年衰退让渔民“无鱼可捕”；另一方面，渔民作业、酷捕滥捞也影响了长江航运和渔业保护；让沿江渔民转产转业、上岸安置迫在眉睫。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曹文宣认为，如连续10年禁渔，让渔民转产上岸，长江四大家鱼会有两个多世代的繁衍，鱼类资源量将倍增，而且个体增大；经济鱼类丰富起来，一些珍稀鱼类将有充足食物，长江生态系统就会逐渐恢复。且长江捕捞量不到水产总量的1%，捕捞渔业退出长江，不会影响我国渔业的持续发展。
“退捕还鱼”循序渐进
中国水产科学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和长江水产研究所的两份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长江沿线各省市共有渔户63334户，人口总数280453人，从渔人口145339人。渔船总数62022艘，其中机动渔船52773艘。其中，荆州以上木质渔船数量较多，荆州以下至上海主要以钢制渔船为主，长江河口区有数量较多的水泥船、泡沫船。
在洞庭湖、鄱阳湖、洪湖等湖区，被称为“天吊族”的连家船渔民约有2万多户，“一船文盲，一船血吸虫患者，一船超生户，一船贫困户”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在三峡库区，还有不少移民返乡当上了渔民。53岁的湖北秭归银杏沱村村民尤启红2001年移民到荆州沙市王桥农场，没呆几天就回到老家，拿着移民补贴的几万元搞了条渔船在江里打鱼捞虾。他说，当时全村380多人基本都没去移民点，全回来了。现在打四五个月鱼也就万把元收入，一年一大半时间在家里玩；吃饭吃菜都要买，只能靠每月几百元的移民补贴勉强度日。
湖北石首市水产局副局长谢进、湖北洪湖市水产局副局长周殿明等认为，渔民群里情况很复杂，有的是专业渔民，有的是兼业渔民；有的在岸上有房没地，有的有房有地，有的是纯粹的连家渔船，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有的五六十岁面临养老问题，有的三四十岁愁生计。在出台相关政策前，应先把渔民群体的详细状况调查清楚。
湖北秭归县农业局副局长郑明、湖北赤壁市渔政部门负责人余东海称，“退捕还鱼”的关键在渔民，难度也在渔民。渔民大多文化水平低、相对封闭，除了打鱼什么都不会，如何适应岸上的生活，如何找到合适的活计等都是问题。应在仔细调研、摸透情况的前提下，实施“退捕还鱼”，采取差别化、针对性的政策妥善安置渔民。
危起伟认为，渔民转产安置绝非一日之功，应循序渐进逐步推进。他建议，先将国家级、省级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和整个保护区内的渔民逐步转产，随后将长江干流和主要湖口的渔民转产，最后实现长江全线禁渔，渔民转产转业。
打好政策组合拳
目前，每年投入到长江渔业上的资金有燃油补贴、禁渔期补贴、人工增殖放流的资金、连家渔船安居工程补助资金，三峡工程等水利枢纽、每个航道整治工程和保护区建设也会安排一定的涉渔资金，加起来高达数亿元。
曹文宣、危起伟等反映，这些资金不少是糊涂账；有的钱还趴在账上“睡觉”，如长江上游珍稀特种鱼类保护区安排的4000万元渔民转产资金。这些钱应该用于“退捕还鱼”，用好用活。
一些渔政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渔民转产转业是一项牵扯面广、情况复杂、难度较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央政策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必须从实际出发，合理选择安置方式，多渠道支持渔民转产转业，实施过程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首先，将渔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后顾之忧。应让渔民享受城镇居民医保和社会养老保险等相关政策，无地渔民享受被征地农民最低生活补贴，同时对渔民在养老、大病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予以倾斜，为困难渔民兜底，保障其基本生活。
其次，在连家渔船安居工程的基础上，政府可将渔民转产安置补助资金的一部分用于保障房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分给渔民能保障其基本生活的田地，并加强对他们的农技培训，让渔民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第三，加强转产转业人员培训，多方面拓宽就业渠道。一部分渔民可从事渔业资源监测、生态捕捞、增殖放流、水产养殖等靠水吃水；更多的渔民则需要加强就业技能培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就业平台。
周殿明认为，现有的渔民就业培训机制都是由渔政部门牵头，渔政部门只能做渔业相关培训，渔民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建议，人社、渔政、教育部门以及相关企业一起，对渔民进行订单式、保姆式培训，让渔民掌握企业需要的技能，真正实现转产转业、安居乐业。(半月谈记者 王贤 李思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