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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那些有性别错位症状的孩子，如果医生做了干预治疗，将有可能造成伤害；但是如果不做干预治疗，也可能会造成另一种伤害

　　★ 文/吕静

　　去年的某一天，萨利·琼斯发现她儿子尼克手里拿着一把刀，正在打算割自己的男根。

　　作为母亲的萨利看到儿子挥刀自宫，却并不奇怪。5岁时尼克就曾宣称：“上帝犯了一个错误，我一生下来就应该是女孩。”只要一有机会讲话，现已13岁的尼克就坚称他是真正的女孩。由于打扮得像个女孩，他长久以来一直受人欺负和挨打。

　　尼克的心理和生理性别似乎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叫做性别认同障碍(GID)的疾病。很多人理解变性的成年人，却对青少年或者更幼小的孩子所表现出的同样问题毫不关心。如果成年人够幸运，他们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来变性。但是现在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很多地区却没有这样的选择机会。不过，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少数医生已经开始给年轻的孩子用药，最小的孩子年龄只有12岁。

　　一种非典型的性发育

　　青少年变性治疗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区域，原因是当一些有性别错位的孩子长到成年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喜欢原来的性别了。同时，一些孩子在度过原本的青春期并逐渐显现出他们强烈抵触的性别特征时，却经历了可怕的伤痛。即使在专家之间也存在着对最佳治疗方法的激烈辩论。最早对性别认同障碍的孩子采取治疗的荷兰心理学家配吉·科恩-科特尼思说:“有人恨我做的事。”

　　虽然这种孩子会拒绝自己性别的游戏、活动和衣服，但此病并不是男孩行为举止像姑娘或女孩像假小子那么简单。患病的男孩经常声称他们厌恶自己的性器，愿意男根消失；患病的女孩则声称她们不想有胸部发育和例假，希望能长出男根。

　　目前，人们还不了解性别认同障碍在孩子中的发生率，很多做了变性手术的成人都说他们小时候就感觉自己“被安错了身子”。 成年人做男变女手术的比例估计是1/12000，女变男的手术比例是1/30000。不过，变性人团体声称实际的变性发生率要远远高于估计的数字——全球有几十万到几百万。

　　一些精神健康专业人士认为易性癖是在早期童年时某些事件诱发的心理问题。但其他人却认为易性癖具有生物学原因。1995年，《自然》杂志刊载文章，披露男变女的变性人在其大脑牵扯到性行为的关键区域与常人存在差别。至今，天生本质与后天养育环境对该病的影响仍然是个谜。

　　我们的身体性别早在子宫里的时候就被基因决定了。受精后3周，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胚胎都有了“不分男女的”原始生殖器。当胚胎长到8周的时候，男性胎儿发育产生睾丸激素，触发了男性生殖器发育；而由于缺乏睾丸激素，女性胎儿就走上了女性的发育道路。

　　现在，人们还不清楚“正常的”性别身份的感觉是如何发育的。众所周知，孩子似乎在很小的时候就发育出天生的是男是女的感觉。大约2岁的时候，就能分出自己所属的性别。6岁的孩子已经知道性别是固定的，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改变。

　　男孩的青春期通常在10岁到14岁开始，女孩的青春期通常在9到13岁开始。伦敦塔维史托克诊所的儿童精神病专家多梅尼科·德切利说：“一种不典型的性发育，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可能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和痛苦的经历。”

　　那么，医生能做些什么？即使对于变性的成人，变性治疗也是颇受争议的。变性的第一步是采用严格的心理学评估，绝大多数个体需要再过几个月再实行手术，为的是证明他们的目标性别与委托相符。

　　延缓措施：服用药物

　　在我们的一生中，性激素(雌激素和睾丸激素)维持了正常生殖器官的功能，并能使我们身体其他部分保持健康。而性激素正常分泌又依赖于一种“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释放。变性治疗的第一步，是要服用一种阻滞剂——它通过阻止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释放，进一步阻止绝大多数自然性激素的产生；之后才开始服用目标性别的激素。

　　最早给青少年做变性手术的是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医学中心的一个组织，由科恩-科特尼思与激素专家亨利埃特·迪乐马瑞旺·魏尔牵头。他们所做的第一个病例是在15年前，当时，迪乐马瑞旺·魏尔认定一个12岁的小姑娘确实要变性。这个孩子很聪明，学业也非常成功，但是她对青春期的发育感到很沮丧，曾自己把胸束起来。

　　那个时候，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阻滞剂已经开始应用在控制青春期过早到来的孩子，通常是用在8岁前就开始青春期发育的孩子。一旦停止给药，青春期即重新开始，基本上没有副作用。迪乐马瑞旺·魏尔给她使用阻滞剂后，那个孩子心理上感觉很好。在17岁的时候，病人接受了睾酮治疗并做了女变男的外科手术。现在他是一个成功的兽医。这些年中，荷兰小组治疗类似病例都有严格的标准。最重要的是，这些10来岁的孩子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心理评估以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患有持续性性别认同障碍，还要考察他们心理的稳定状态以及是否有可以承受的家庭。

　　荷兰小组对16岁以下的孩子只给予促性腺释放激素阻滞剂，因为人们认为这种药物的效果是可逆的。这样，孩子就可以通过一个人工“转变”的青春期。医生们说：他们的病人比那些被迫度过他们本来性别青春期的孩子心理上感觉要好。毕竟，如果想做女人，还是没有那么人高马大的身材和胡子拉碴比较好。

　　在过去的几年中，世界上少数诊所开始仿照荷兰小组的做法。2004年，澳大利亚的医生因为同意给一个13岁的孩子做变性手术而不得不上法庭，这个孩子的手术是澳大利亚青少年变性的第一例。该国另外一个类似病历目前还在对簿公堂。2007年2月，德国12岁的吉姆(原来叫提姆)因为不实的报道“最年轻的变性人”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其实荷兰小组很早以前已经给12岁的孩子做了变性治疗)。

　　医生认为，让青春期停顿可以获得宝贵的延迟时期，可以让处于极度痛苦中的孩子克服他们身体的迅速变化。也就是说让那些有需要的孩子有了呼吸的空间。加尔维斯敦德州大学医学部的激素专家和精神病学家沃特·梅耶回忆到，他曾经给一个15岁的孩子用了阻滞剂，结果，6个月后，病人决定不再继续做变性治疗了。梅耶说，是阻滞剂给了他时间，他没有感到压力，顺利地度过了危险期。

　　在很多国家，变性人要等到18岁才可以进行治疗。比如美国，很少医生会给18岁以下的青少年做任何医疗处理。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阻滞剂的限制性高价也让一般人无从获得治疗。

　　变性，真的不后悔？

　　激素专家罗素·维纳是英国有关儿童性别发育部门小组中负责药物治疗的成员。他喜欢怀疑的方法。但他认可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阻滞剂对青少年只是让青春期相对延迟。

　　维纳和其他人对性别认同障碍的早期治疗有几个关注点。第一就是青春期是发育道路的基础过程。这个阶段促进人体生长并使得骨骼密度增加，而且影响着肌肉的发育和脂肪的分布。此间，青春期对大脑发育的影响方式刚刚开始形成。维纳担心的是在青春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抑制青春期，有可能造成伤害。他说：“我很关心在很早对青春期加以抑制的效果，特别是大脑，在青春期是发育非常快的。”

　　荷兰小组发现他们变性的病人在服用了变性激素时，骨骼密度增加了。特别在女变男的病人中，骨密度会有一个急剧增加。他们也计划调查那些度过人工变性青春期的孩子有没有特别的大脑发育的效应。

　　变性激素可以模拟青春期，却不能让变性人具有目标性别的生育能力。维纳说：“孩子在十二三岁的年纪就能断定自己放弃了将来的生育能力吗？”

　　维纳最担心的早期药物干预治疗的风险是在于日后那些被治疗的孩子可能会改变主意。有研究表明，相当数量，最初被诊断为性别认同障碍的孩子日后可能反悔，重新愿意要自己原来的性别。当然，这些人可能成长为同性恋者。

　　尽管他们曾做了非常详尽的心理学评估，维纳说，“大约有20%确定要变性的孩子在青春期时改变了想法。”就算那些有非常极端症状的孩子日后也可能改变想法。

　　而荷兰小组已经将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阻滞剂用在了大约60个16岁以下的孩子身上。他们说，他们的病人没有一个对自己的决定后悔的。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激素专家诺曼·思帕克也说，他曾经给5个患性别认同障碍的年轻人治疗，还没有发现一个改变主意的。

　　还有一个问题，药物本身可能阻止一些较早服用药物的青少年在到达青春期的时候改变变性的想法——也就是说，药物的作用可能坚定了他们变性的决心，这样的情况，药物可就改变了他们的一辈子。德切利说：“我们对青春期激素对性别身份发育的影响还不十分清楚，我们不知道这些干预是不是可以逆转的。”

　　这并不是说干涉就一定有不可逆转的结果。正如思帕克指出的，若是让性向有问题的人一直等到青春期快结束的时候再变性，那么就“意味着他们要做更多的外科手术去掉一些身体特征部件，并且那时候体形已经初步长成，也不可能再变回去了。”

　　这个领域工作的医生面临着来自病人的巨大压力。加拿大多伦多青少年性别身份诊所的所长肯·朱克说：“青春期缺乏性别认同障碍自然发生的清晰证据。而各种治疗的有效性又增加了这种压力。”荷兰和英国正在实施青少年变性治疗的比较计划，但是结果要过几年才见分晓。

　　不过，前面所讲的尼克·琼斯的父母并没有陷入困境。尼克的母亲认为，如果不借助治疗，她的孩子不可能顺利地度过青春期。由于在英国不能做变性手术，他们就飞到美国找思帕克求助。在美国，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阻滞剂是常规处方药。尼克现在改名为尼基，“她”正热切地盼望着激素变性治疗的开始，等她到了18岁的时候，就可以做变性手术了。“她”的妈妈说:“如果尼基必须度过一个男性的青春期，‘她’宁愿自己杀了自己。”

　　医学的原则首先是“不造成伤害”。德切利说：“如果我们做了干预治疗，将有可能造成伤害；但是如果不做干预治疗，也可能会造成伤害。说来说去，都是进退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