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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之后的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黄毅 特约撰稿李坤晟发自成都、北京 “姐姐，千万不要让球。”前世界冠军邓亚萍耳边响起一个稚嫩的声音，她微笑了一下，还是柔和地挥起了球拍。她的对手是一位在汶川地震中劫后余生的中学生，自从一条腿截肢后，这个爱打乒乓的孩子就再也没哭过。直到他见到偶像邓亚萍并被搂进怀中时，这个孩子第一次放声大哭，压抑多时的情绪被释放出来。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心灵阳光”项目在四川进行心理救援的感人一幕。

　　距离汶川大地震一年后，如今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破碎家园正逐渐恢复昔日的美丽，但此时围绕“心理康复”的讨论似乎才刚刚开始。

　　有效的救援

　　汶川地震发生后，心理工作者是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的专业志愿者之一。

　　去年5月14日，在“中国心理网”组织的培训班上，当主办方询问大家能否在灾区待到两周以上时，在场的400多名心理咨询师无一例外地举手。还有人振臂高呼：“让我去吧，我能待一年！”

　　中国红十字会“心灵阳光”项目也在5月20日、21日派出了由专家组成的两支救援队，邓亚萍、高敏、杨扬等六位世界冠军作为这个项目的志愿者随行，他们主要通过走访灾民和集中培训的方式，对灾民进行心理辅导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两周之内，心理专家们为720名儿童、220多名中小学老师、1000多名普通受灾群众等人提供了心理援助服务，对700名心理援助工作者和志愿者进行了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培训。

　　当时现场的成都《天府早报》的一个记者估计，最多时候，灾区起码有2000多名心理咨询师。“必须承认，这些志愿者的努力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悲伤而压抑的情绪。”

　　人人负责=零负责

　　然而，志愿者们的工作并非总是卓有成效。去年10月3日，经历丧子之痛的绵阳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在暂住地自杀身亡，引发了人们对灾区心理康复工作严峻性的关注。最新的案例是，今年4月20日凌晨，北川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家中自缢身亡。

　　在江苏志愿服务绵竹计划心理援助队队长陆敬华看来，灾区心理康复工作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多头管理，多头行动的弊端。地震发生后，各个部门、各个组织、各个学术机构学术机构等都在组织心理援助。中科院心理专家张侃曾撰文称，“整个四川灾区一度有2000多名心理学工作者，其中只有500多人是有组织的。至于其他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结果，谁都对心理救助负责，结果是谁都不真正负责。

　　由于心理救援志愿者的队伍庞大，众多团体之间没能够很好地沟通，于是出现了一天中重复去一户灾民家的现象，而有的家庭却没有接受到心理救助。

　　需求远大于供给

　　除了组织机制亟待规范，灾区心理康复工作还面临志愿服务的人数远远不能满足灾区需求的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之后，30～50%的人会出现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调，及时的心理干预和事后支持会帮助症状得到缓解。而在灾害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则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

　　据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理事长邓明昱的统计，整个地震灾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的人的比例约为3%到5%，人数约为36万到60万。而在PTSD患者群中，具有自杀倾向的近10%。这意味着，大约有3.6万到6万人，可能成为下一个“冯翔”。更严峻的是，据心理学家的研判，地震周年将至，灾区民众的心理问题极可能集中爆发。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很多从事心理康复的工作者已经退出了灾区。对此，陆敬华解释道，很多心理工作者每天面对消极事务，都难以坚持很长时间。不过，去年10月进驻绵竹的他决定再待上一年。

　　“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组织者刘猛也曾在媒体上呼吁灾区需要大量具有丰富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但现实的情况是，目前，中国的心理工作者仅有5000到6000人，这些人通常还有自己的单位和本职工作，根本无法长期在灾区蹲点。

　　面对灾区庞大而急需帮助的群体，陆敬华表示说：“在灾区从事心理工作既要有感性的激情又要有理性的专业和坚持，这样才能将‘心灵重建’长期推进下去。”

　　基层干部呼吁五项政策

　　针对灾后恢复重建特殊时期的特殊任务，基层干部和相关专家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出台以下政策措施：

　　一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二是给予特殊干部人事政策；

　　三是加大灾区干部关爱力度；

　　四是注意实际坚持科学重建；

　　五是尽快开展心理援助的课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