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另一个问题我可以谈，职业病这一块不谈。”

　　“这个问题，等我考虑考虑再联系你。”

　　3月10日，本报记者到一些农民工输入地输出地大省的人大代表团采访，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却没约到一位愿意就这一话题接受采访的政府官员。当在走廊看到一位出席两会的副省长，记者立即上前，与她谈到发生在该省的一个曝光率很高的职业病事件，她回应道：“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谈了。”而某团的随团新闻联络员也告诉记者，在发言时代表们没人涉及职业病这一话题。

　　此前，工会界43位委员联名提案呼吁尽快修订《职业病防治法》。记者就这一话题采访多位来自工会、高校、律所、企业的人大代表时，他们都作出积极回应，甚至提出不少切中肯綮的好建议，与官员们的态度形成明显反差。其中究竟耐人寻味。

　　首先，农民工输入、输出大省都是职业病高发地区，但职业病发现、鉴定的周期比较长，而农民工流动性又很强，“发现了，是输入地的问题还是输出地的问题？这往往是一笔糊涂账。对官员来讲，这是一个不好谈的问题。”一位来自工会界的政协委员说。

　　一位律师界的代表说得好：“职业病防治也牵扯到权力利益之争，没出事多个部门都会伸手，但出了问题，又往往相互推诿、逃避责任，政府也不知道应该打谁的板子。从这个角度看，官员避谈有难言之隐。”

　　一位不愿具名的受访者说，更重要的是，由于目前《职业病防治法》对这些责任缺少明确界定，只能停留在一事一议阶段。即使这些地区在解决个体的职业病事件取得了成功经验，也往往是在受害农民工的推动下被动取得的，向全国推广的前提并不具备，多谈必然自陷尴尬。

　　因此，不少代表委员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职业病防治也存在一个“去行政化”的问题——即在法治的轨道上，进一步完善现有管理体系，明确主体，厘清责任，使地方政府部门真正实现依法行政，切实降低职业病患者的维权成本。

　　在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人大立法、监督工作”集体采访中，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李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修改《职业病防治法》已经列入今年人大立法计划。

　　希望官员们对职业病防治的难言之隐，将能借此烟消云散——从被动的应对者真正变成主动的践行者，果如此，则是广大劳动者的福音。(兰海燕 赵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