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胸验肺”不仅成为2009年的网络热词之一，也成了今年代表委员们讨论职业病时频繁提及的关键词。

　　高春芳委员的说法是，28岁的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的事件折射了我国当前职业病防治工作面临的诸多困境，解决农民工因病致贫，维权难的问题亟待提上议事日程。

　　打工经济给农村带回职业病

　　高春芳是一家医院的负责人，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8年间，他每年都坚持到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调查当地的医疗卫生状况。他从积攒的调查结果中发现，近十年来，农村慢性病的种类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因接触有害物质导致的职业病在农村慢性病中的结构中呈逐年上升的态势。

　　比较普遍的病有因接触苯等有害物质引起的血液病、肾病，还有大量的是尘肺病。高春芳说，据他对患病农民工所做的简单调查，他们几乎都不知道所从事的工种会危害健康，企业的老板也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防护措施。

　　简少玉委员说，她曾到一家企业调查，发现大部分工人由于缺乏对职业病的认识，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意识，竟然因为嫌麻烦，不配戴防护口罩，结果是“40岁前用命换钱，40岁后用钱换命”，职业病导致农民工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

　　我国已是世界上职业病危害最严重国家之一。根据卫生部的统计：2008年全国新发各类职业病13744例，其中尘肺病10829例,占78.79%,发病工龄比2007年缩短2.35年,实际接尘工龄不足10年的有3420例,占31.58%；群发尘肺病时有发生，仅一次发病超过100人的就有13起。

　　多头管理带来监管空白

　　除了工人自身缺乏防护意识外，职业病在农民工中呈上升趋势的原因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漠视《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根本不把防护问题当回事。

　　简少玉说，法律规定，有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企业在新改扩建时，都要向卫生部门提交职业病危害的预评估报告，并且预防职业病的防护设施要与工厂的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和投入使用，并经卫生部门验收后才能投产，但在很多地方，这些程序都被省略了。更有一些企业，明明知道生产过程对健康有害，就采取经常更换工人的方法，逃避职业病防治的法定责任。

　　周宜开委员的观点与简少玉相近，他说，有的地方为了招商引资，竞相降低准入的门槛，竟然允许有职业病危害的企业不做任何防护措施就上马开工，还打着保护投资环境的名义，阻止执法部门进入企业检查，使得一些工业园区成了职业病防治的盲区和死角。

　　导致监管不力的另一个原因是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多头管理。周宜开说，由于国家法律规定和文件打架，卫生和安监部门之间的监管职能尚未理顺，造成谁都管，又谁都不管。

　　2003年11月，中编办15号文将职业卫生监督职责一分为二，明确安监部门负责作业场所监管，但《职业病防治法》和国务院《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等对此均未作相应修改，执法主体仍是卫生行政部门。尤其在基层有关部门，执法力量缺乏有效协调配合，监督执法力度薄弱，对职业病危害严重的企业惩处不力。

　　如何救济“张海超”们

　　如何救济“张海超”们？

　　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说，张海超“开胸验肺”是因为现有法律的诸多限制不利于受害者申请职业病鉴定，有的用人单位在对待职工职业病认定的问题上梗阻多于配合，消极甚于积极，给职工认定职业病人为设置障碍。他建议能适时修改相关法律。

　　张俊九委员也认为，应该解决劳动者因无法提供劳动关系、职业接触史等证明资料而不能进行职业病诊断的难题。他说，劳动者与企业占有信息不对称，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劳动者提出诊断要求，相应企业不能证明该劳动者没有在该处从业和没有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即视为劳动者和企业存在劳动关系，并从事有职业病危害工作，企业对职业病危害的后果承担责任。

　　周宜开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职业病的救助制度。他说，一旦感染了职业病，普通职工家庭一般都无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为了保证职业病患者能够病有所医，要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职业病救助机制。

　　首先，对接触有毒、有害物质，职业病易发、高发的劳动岗位，要求企业进行强制性职业病医疗保险，一旦出现职业病症状，就可由保险公司提供医疗保障补助。另外，对从事容易引发职业病岗位的员工，定期组织强制性体检，尽早发现问题。再有，可以尝试建立职业病防治基金，吸收社会捐助，重点解决职业病易发、高发和困难企业的职业病患者医疗救助和用于没有单位承担责任的、或责任单位没有履行义务能力的农民工职业病人的救助，有效地解决职业病防治资金不足的问题，确保职业病患者能够病有所医。此外，国家还应建立司法救济和法律援助制度，维护农民工职业病人合法权益。 (刘世昕 甘丽华 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