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69年，您和其他几位“臭老九”被打发到宝鸡县联合大队去蹲点，一蹲就蹲了四年。原来是接受农民再教育的，但没想到您很受到农民的欢迎，还被树为典型，并受到本单位革委会主任的表扬，干得不错。这是怎么回事？那段经历对您以后的科研工作有什么影响？

　　答：69年姚文元写文章说，知识分子学农的不会种田，学工的不会开机器，学文的不会写文章，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文章发表后，我们有5位同志就被下放到宝鸡县宁王公社联合大队去蹲点，接受农民再教育。开始主要是参加劳动。后来，四队队长的父亲问我说，你懂不懂红薯储藏？我们队上的红薯烂得很厉害，你来看看。红薯储藏的原理不复杂，第一是控制适宜的温度，一般10-15度为宜。低于10度容易出现软腐病，高于15度，会出现黑斑病；其次，湿度不能过大。我检查了生产队的红薯窖，四队的温度太低(6度)，软腐病很重；五队的温度太高(16度)，湿度太大，发了芽。我们分别采取相应措施，使问题得到缓解，县革委会在全县发了通报，我们取得了农民的信任。

　　第二件事，帮助生产队考察了小麦苗情，统计了各队一、二、三类苗的比例，并分别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措施。有两个队麦田三类苗较多，其中一个队按我们的建议，加强了管理措施，第二年获得了丰收；另一个队没有采取措施，减了产。我们抓住这两个典型进行了宣传，全面推广了小麦丰产栽培措施，第二年本大队，小麦平均亩产，从原来的360斤提高到500斤以上，一举“过了黄河”;宁王公社小麦亩产达到400斤，“过了纲要”，大队和公社都被县上评了先进，我也被公社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奖励红宝书毛选四卷合订本一本。

　　问：我们知道小麦远缘杂交研究是非常艰辛的，那么在研究中最难突破的难题是什么？其实很多科学研究最后的成功可能就因为某一偶然事件，听说在您研究小偃6号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答：远缘杂交的难题，主要有三个：杂交不亲和、杂种不育和后代“疯狂分离”。

　　对小麦与长穗偃麦草的杂交来说，前两个问题经过两年的努力就基本上解决了，困难的是第三个问题，即从外观上看，杂种分离的类型很多，而且很不稳定。有时一个杂种看着很好，而下一代面目全非了。我们做了大量的细胞遗传学的工作才弄清了问题的实质。简单的说，所有非整倍体杂种都是不稳定的。只有恢复到整倍体以后才能稳定下来，这包括八倍体、异代换系和易位系。

　　其次，就是对杂种的鉴定与筛选。这有时要靠机遇与细心的工作。比如小偃6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耐强光和干热风，这个特性是怎样发现的？1964年，小麦成熟前连续40天阴雨，到6月14日天气突然暴晴，一天的功夫，几乎所有的小麦都青干了，我们1000多份杂种中除小偃6号的祖父(小偃55-6)和长穗偃麦草之外，其他全部青干了。而它仍保持着金黄颜色，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材料，我们抓住这个材料又经过两次杂交，育成了一个具有相对持久的抗病性(作为陕西省小麦骨干品种长达15年以上)、高产、稳产、优质的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

　　问：1986年“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在中国的西安举行，而这次会议能够在中国举行，都是因为您的另一项首创性的研究蓝粒单体小麦系统。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课题？是已经预知到它会是未来的国际前沿吗？您一生中选择研究方向、研究课题的原则是什么？

　　答：小偃6号的育成和大面积推广，证明远缘杂交确实是改良小麦品种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育种过程耗费的时间太长(20年)，别人很难重复。于是我想必须另寻捷径。在70年代后期，我们学习美国遗传学会主席E.R.Sears的经验，开展了染色体工程研究。Sears创建了一套染色体工程工具材料-中国春单体系统，通过这套材料可以将远缘植物的染色体转移到小麦中，但是，这套利用起来也存在一些困难，就是这套材料的保存与利用都须通过显微镜下的细胞学鉴定才能完成。

　　我们工作的创新点，是运用从偃麦草中得来的蓝粒基因创造了一套蓝粒单体小麦。蓝粒单体小麦在一个麦穗上可以长出四种颜色的种子，深蓝、中蓝、浅蓝和白粒，不需要用显微镜，只根据种子颜色就可以知道它的染色体数目，深蓝的42条，中蓝和浅蓝的41条，白粒的40条。40条染色体的小麦叫缺体，用它与远缘植物杂交，可以较容易地将外源染色体转移到小麦中，为染色体工程育种开辟了一条新路。这项成果受到Sears等国际小麦遗传育种学家的好评。在Sears等国际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的支持下，1986年，我作为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在西安组织了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1993年，又在北京组织了第八届国际小麦遗传学会议，扩大了我国小麦遗传育种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

　　问：1987年已经在西北工作了31年的您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但是当您刚刚上任没多久，您就提出在黄淮海地区进行中低产田治理的建议。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建议，背景是什么？

　　答：当时，我国出现了自1984年以来粮食生产的三年徘徊，三年粮食没有增加，而人口增加了5000多万。政府急于想找到打破徘徊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我同科学院的农业专家，通过三个月的调查，提出了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方案。在周光召院长的全力推动下，科学院25个研究所400多名科技人员深入黄淮海地区与地方科技人员合作开展了大面积中低产田治理工作，发挥了带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预测如果我国粮食在8000亿斤的基础上要增加1000亿斤的话，黄淮海地区有500亿斤的潜力。事实证明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当我国粮食从8000亿斤增加到9000亿斤时，黄淮海地区的增长数是504.8亿斤。

　　问：2004年你在人文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粮食恢复性生产，时不我待”的讲演，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 论据和论点是怎样形成的？

　　答：1999-2003年，我国粮食出现了连续5年下滑的情况。在这之前我在一些场合就谈过粮食下滑的问题，但未引起人们重视。这次人文论坛我觉得是个机会，就做了一些准备。发现问题确实严重，从1998年的10245.9亿斤，到2003年已经下降到8613.4亿斤， 5年减少了1632.5亿斤；人均粮食从821斤下降到667斤，相当于80年代初的水平，后退了20年。我就如实的讲了出去，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同时，我分析了减产的原因，发现70%以上的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不到30%因素是粮食单产的下降。即政策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因此提出争取三年实现粮食恢复性增长的建议。从现在实施的情况看，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利的支农措施，连续三年实现了恢复性增长，2004年恢复到9389.4亿斤, 2005年恢复到9680. 0亿斤, 2006年达到9949.0亿斤，已近1万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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