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BBC的一档电视专访节目让微软创始人盖茨再度誉满天下，他表示将在本周五退休时把自己名下的580亿美元的财产悉数捐给民间性质的慈善基金会，用于使穷人受益的教育和医疗项目。

　　中国社会目前的财富观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转型阶段，盖茨的善举(明智之举)在中国产生的思想、情感乃至观念震荡自在情理之中。

　　慈善家为均贫富布施，媒体为传播先进财富文化载道。我不但在一些平面媒体读到诸如“盖茨裸捐的三重启示”的评论，更从网上浏览到“中国富豪如何学盖茨”、“中国富豪该树立正确财富观”、“盖茨捐款体现中美企业家差距”、“盖茨为中国富人上课”、“盖茨裸捐奉献的岂止是金钱”等数十篇相关评论。

　　这些评论，立论之价值判断鲜明，充满情感诉求，还颇带点恨“铁”(中国富豪)不成“钢”(达则兼济天下)的怅然和焦虑。然而，对富豪的慈善行为作文化还原，它却遵循如下反向的路径依赖：慈善行为———财富观———财富文化———社会文化———社会发展阶段。

　　也就是说，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框定了相应的社会文化，特定的社会文化又决定着相应的财富文化，特定的财富文化决定相应的财富观。只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富观已然成为社会较普遍的对财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时，盖茨式的、真正理解和认同“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财富哲学的热衷于慈善的企业家才会成批涌现。

　　话及企业家的慈善义举，国人对盖茨式的西方企业家赞赏有加，也以全球成功华人中致力于慈善的代表人物譬如李嘉诚等为荣。问题是，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资本主义成熟———抑或说从市场经济初创到市场经济成熟，西方社会经历了3到4个世纪，即便置于同属中国的港澳地区，这个进程也走过了近100年。西方社会的财富文化从贪婪到行善，是与西方资本主义抑或市场经济渐生渐长直至走向成熟相伴相生的，直到十九世纪中后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痛斥的“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浸透着贪婪的血腥”，依然是那个年代人们追求和拥有财富的“主基调”。今天，无论盖茨，还是早于盖茨、同样为国人赞誉有加的“慈善先驱”卡内基、洛克菲勒等西方大富豪，为何没有也不可能成批涌现于十九世纪的西方社会？人们不妨做点逆向思考。

　　人们还当认知，普遍的慈善除受先进财富文化的长期浸润，还离不开富豪们对成熟市场经济社会一系列制度约束作利益对比后的选择判断。在西方，财产继承须缴纳巨额遗产税，财产作为企业或个人所得缴纳的所得税基本没有偷逃空间，相反，将财产用于慈善却可在税前列支。上述看似互相独立实乃彼此关联的配套制度和刚性约束，客观上促使富豪们将超过个人、家庭、家族及企业发展需要的“富裕财产”用于行善，如是，名的收益高于利的付出乃现实选择。我注意到国内一直有人呼吁开征遗产税和实施“税前慈善”，可政府却一直不为所动。是政府怠政么？没那么简单。前者，征缴遗产税的前道环节是财产透明———哪部分人的财产该率先透明———症结所在识者心知肚明；后者，一旦为“税前慈善”松绑，眼下普遍存在的偷逃税将新开一道闸门，其带来的更为高昂的监管成本会使纳税人愈加不堪重负。

　　此外，慈善的社会属性决定着慈善机构(基金会)普遍的民间属性，每论及中国缺少盖茨式的慈善大家，总有时论者痛陈国内民间慈善的不发达及官办慈善的稀缺和低效率。这确是个大问题，可论者往往忽略背后更大的隐蔽问题，这就是，慈善基金是把双刃剑———甭说国外的，光就国内而言，历史上是有过教训的……因而，普遍的民间慈善的缺失，在现今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是不可能有大改观的。

　　我不是悲观论者，更尊重众论者针对国内富豪“达则济天下”的呼喊与敦促，之所以平静地阐述“中国目前还产生不了盖茨式的慈善家”，在于中国的发展还没有进入到那个阶段。改变是必然的，但须假以时日，几十年后回眸，情形当大不相同了。（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