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在古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之地的嵇公竹林里，聚集着一群文士，他们谈玄清议，吟咏唱和，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以其鲜明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处世方式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广受争议的群体，也成为魏晋时期的一个文化符号。他们就是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
称谓的由来
从西晋后期阴澹提出竹林七贤之说，再到东晋和南北朝，竹林七贤之称在《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和《竹林七贤论》、《世说新语》等文献中逐步定格，演进轨迹十分清晰。
最早把嵇康、阮籍等人称为竹林七贤的，是西晋左将军阴澹。他在《魏纪》中写道：“谯郡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由于竹林七贤中最后去世的王戎卒于晋惠帝永兴二年(305年)，与阴澹生活的时代约略相同，而之后紧接着便是“永嘉之乱”。所以，竹林七贤的说法在西晋时期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
到了东晋，竹林七贤之称才广为流行。东晋史学家孙盛在《魏氏春秋》中写道：“(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有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玡王戎、沛人刘伶相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东晋戴逵的《竹林七贤论》，对竹林七贤行实多有记载。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述魏晋名士风流，特拈出竹林七贤：“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刘孝标注引孙盛《晋阳秋》云：“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可见，自东晋开始，竹林七贤之称已广为传响。这一时期，也有称竹林七贤为竹林名士的。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袁宏把夏侯玄、何晏、王弼称为正始名士，把阮籍、嵇康等人称为竹林名士，把裴楷、乐广、王衍等人称为中朝名士，并著《竹林名士传》三卷。
《世说新语》述袁宏作《名士传》的一段话，使后人对“竹林七贤”之称产生了争议：“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依谢安之说，所谓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只是他的一时戏言，而袁宏却信以为真，写成了《名士传》。陈寅恪先生以为，“‘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陈寅恪先生否定“竹林七贤”之说，谢安自称“特作狡狯”，是其理由之一。
然而，从西晋后期阴澹提出竹林七贤之说，再到东晋和南北朝，竹林七贤之称在《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和《竹林七贤论》、《世说新语》等文献中逐步定格，演进轨迹十分清晰。若谓为虚妄，理由显然不够充分。
缘何聚于山阳
山阳因位于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征意义，心中该会荡起怎样的涟漪？
以今之区划而论，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刘伶来自安徽省宿州，王戎来自山东省临沂，阮籍和阮咸叔侄来自河南尉氏，山涛和向秀来自河南武陟，七人山水区隔，年齿相悬，既无旧谊，亦无姻亲，原本毫无关系，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相聚于山阳、共为竹林之游呢？
除了《晋书·阮籍传》所说的“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外，七贤相聚于山阳，共游于竹林，还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思潮，使文人对主张清静无为、回归自然的老庄哲学情有独钟，而位于山阳的嵇公竹林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清静幽雅、融入自然的所在；
其次是汉末形成的“处士横议”之风，在魏晋之际演变为清议，并内化为文士的一种生活方式。三五好友，相携入林，谈玄清议，把酒言欢，该是何等的恣情快意!
再次是魏晋时期盛行的饮酒服食之风的深刻影响。陶渊明诗云：“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而在古山阳，不论是酒是菊，皆有名品。山阳北面依托的太行山，更有许多可以令人成仙或长生的所谓“上药”，嵇康和隐士王烈，曾有在山中得“上药”石髓的奇遇。既然这里有酒和“上药”，文士焉有不趋之若鹜之理？所以，魏晋之际，山阳曾经是名士的集聚地，不仅有竹林七贤，还有吕安、吕巽兄弟以及阮侃、赵至等人。
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与山阳的地理形势和嵇公竹林的象征意义不无关系。太行山是南北走向的山脉，素有“天下之脊”的美称。山阳因位于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征意义，心中该会荡起怎样的涟漪？至于嵇公竹林，其象征意义就更为明显了。竹子“寒风不变终身节”，“比德于君子”，成为君子之友。东晋名士王徽之非常喜爱竹子，曾言：“何可一日无此君邪？”嵇康在其寓居地种植竹林，何尝不是出于对竹子象征意义的认同呢？阮籍等人与嵇康畅游于嵇公竹林，不仅因为他们有《魏纪》所说的“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等共同点，同时也有他们对竹林象征意义的心有灵犀。
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嵇康。尽管人们说起竹林七贤，有的以嵇康领起，有的以阮籍领起，有的将嵇康、阮籍、山涛三人并列。但最早记述竹林七贤事迹的《魏纪》和《魏氏春秋》，言及竹林之游则皆是以嵇康领起。这是一种叙述方式，更是对嵇康在竹林之游核心地位的肯定。《晋书》和《资治通鉴》叙及竹林七贤，也是以嵇康领起，表明其作者已经认同嵇康在竹林之游中的主导作用。嵇康虽是魏室女婿，但他对政治并不热心，所以婚后不久即移居山阳，表明了不愿介入政治的态度。他既具有“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雕饰，人以为龙章凤姿”等显于外的风度，又具有“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藏瑕，宽简有大量”的高洁品格，以至于当时许多文士皆欲与之交，吕安、赵至为见嵇康一面，皆曾千里命驾；钟会携书欲与之交而不得，因而衔怨构隙。阮籍、山涛虽年长于嵇康，但为其人格魅力所折服，皆倾心与之交，《竹林七贤论》所谓“山涛与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兰”。
人生态度
竹林七贤虽然被后人视为一个群体，而且又被阴澹贴上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的标签，但仔细分析，七贤的人生态度却不尽相同。
阴澹曾经用“豪尚虚无，轻蔑礼法”八个字概括竹林七贤的人生态度。对于山阳之游时的竹林七贤来说，这样的概括大抵是不错的。汉末以来，礼崩乐坏，人心思乱，而主张清静无为、返璞归真的老庄哲学则大行其道。受其影响，竹林七贤崇尚老庄，质性自然。阮籍、嵇康尤好老庄，人所共知；向秀雅好老庄，为《庄子》作注，“发眀奇趣，振起玄风”，使“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刘伶、阮咸皈依老庄，自然淡泊。刘伶在对策之时，还盛言“无为之化”，结果竟“独以无用罢”。至于山涛和王戎，虽然皆是西晋官场中人，官高位显，摄居要津，但他们在和嵇康、阮籍等人共为竹林之游时，无不以自然为尚。即使是后来高居庙堂之上，同样也是心属老庄。王衍曾这样评价山涛：“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看来，老庄精神已经完全内化为他们自觉的思想意识。
竹林七贤虽然被后人视为一个群体，而且又被阴澹贴上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的标签，但仔细分析，七贤的人生态度却不尽相同。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政治态度得到证明。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年纪轻轻就步入官场，官拜中散大夫。按照常理，“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的嵇康正可以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但是，嵇康却成了竹林七贤中最不愿意涉足官场是非的人物。他娶长乐亭主之后，不久即移居山阳，远离了是非之地，过上了不过问政治的处士生活，直至最后因钟会构陷被杀；“少年好诗书”的阮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既崇尚老庄，轻蔑礼法，又无力跳出儒家思想的框范，对政治则不免是外冷内热，既心有戚戚焉，又竭力拒之；向秀、刘伶、阮咸之辈皆曾是官场过客，对政治并不是特别热心。嵇康遇害后，与嵇康感情甚笃的向秀一时“失图”，应郡举入洛，司马昭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说：“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令司马昭大为感慨。山涛和王戎对政治则很有热情，竹林之游结束后，他们先后步入仕途，在强敌环伺、险象丛生的西晋官场以老庄哲学自守，故能游刃有余，步步高升，直至位总鼎司，且能皆得善终。
就对曹魏和司马氏的态度而言，竹林七贤中真正忠于曹魏者不多。如果说有，嵇康或许可以算一个，终身不与司马氏合作，可谓明证。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他与父亲一样，是曹魏之臣。但阮籍非常明白当时的形势，尤其是“高平陵之变”以后，阮籍对曹魏和司马氏的态度没有明显的好恶，即使传说他醉酒草就的《为郑冲劝晋王笺》，在盛赞司马昭“翼辅魏室，以绥天下”功德的同时，也不忘附缀两句折中的话：“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乎桓文”；向秀、刘伶、阮咸皆由魏入晋，他们既无遗民心态，亦无贰臣之想，历史兴替，魏晋易代，皆作等闲看；山涛和王戎在曹魏时期默默无闻，至西晋始青云直上，故对晋室忠心耿耿，竭尽股肱之力。山涛执掌吏部十余年，前后所选几乎涉及朝中百官，却能“举无失才”，为西晋初年的短暂升平作出了重要贡献。王戎为官颇受诟病，但他对晋室的忠心却不容怀疑。晋惠帝司马衷自荡阴蒙尘之后，王戎始终追随而不弃之，“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着实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