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时间已过去4个多月，但每当提起在新加坡“务工”的10天9夜，心有余悸的龚顺昌仍旧像是做着一场噩梦。由于不慎跌入中介违规操作的陷阱，回国后想为自己讨个说法的龚顺昌，似乎也很难看到希望。

　　“许诺免费住宿，没想到竟是鼠蚊成群的集装箱”

　　2006年12月27日夜，龚顺昌乘坐的飞机平稳降落在新加坡机场。长途旅行的疲惫并未冲淡他的兴奋，在与新加坡方面的中介孙某接上头后，龚顺昌被暂时安顿在机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虽然条件极其简陋，但龚顺昌深信不疑：自己的赚钱之旅开始了。

　　36岁的龚顺昌来自西安，几年前因工厂倒闭开始四处打工。去年9月，媒体上的一则广告令他怦然心动：受新加坡一公司委托，陕西省外事办公室直属的陕西省国际交流中心代其高薪招聘空调维修人员，薪酬是每月5000~8000元人民币。

　　很快，龚顺昌与陕西省国际交流中心境外移民服务中心取得联系，并从工作人员处得知：到新加坡务工工作轻松、待遇优厚，雇主还包吃包住。以为终于等来了赚钱机会，龚顺昌便向亲友四处筹借，在2006年12月26日交清了5000元押金和3万元中介费。12月27日，还没来得及拿到中心开具的全额发票和招聘协议，龚顺昌便被安排匆匆登上了飞机。

　　抵达新加坡后，龚顺昌被带到一家旅游公司负责大巴冷气维修。体检、参观公司、面见老板，开端似乎令人满意。直到第三天，龚顺昌才发现了问题。

　　那天下午，龚顺昌被带到远离市郊的一处空地，面对工地上摞起的两只铁皮集装箱，工头告诉他“这就是宿舍”。龚顺昌被安排在下面的那只集装箱里，“10平方米的空间已放了两张架子床，我只能睡在狭窄的过道里，潮湿闷热、味道难闻，更糟糕的是，老鼠白天就在床上乱跑。”

　　“去之前，中介承诺的是住在当地居民家里。”鼠、蚊和潮热夹击下的一夜难眠后，龚顺昌向工头提出抗议，却迟迟得不到答复。

　　第五天，龚顺昌正式上岗。由于车顶螺丝生锈，加上不熟练，龚顺昌用了一整天才将一辆冷气大巴的车顶卸下来。第六天一大早，龚即被告知：你干活太慢，老板不要了，工作准证也要停办。这意味着龚顺昌必须立即回国。

　　花了近4万元，活儿没干成，龚顺昌找孙某想要回中介费，却遭到拒绝。第七天，孙某答应退还2.4万元中介费，但条件是龚必须收拾行李去机场。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再次发生：就在他们在路边等车时，孙某的两个同事竟一起上前，将龚的行李扔到地上说“我们没钱还你”，扬长而去。这时，龚顺昌才意识到自己又上当了。要不回中介费，又没钱买机票，走投无路的龚顺昌只得返回工地。

　　接着，更可怕的事发生了。当天下午，几个保安突然闯进工地，强行控制了龚顺昌。“后来才知道，这是当地帮人讨债的保安公司，是孙某叫来的。”坚持报警后，龚顺昌才在随后赶到的警方协调下被放行。

　　又惊又怕的龚顺昌找到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和新加坡劳动部，反映自己的被骗情况。新加坡劳动部官员说，可以为他办理一张为期14天的暂住证，让他要回中介费后再回国。谁知，就在当晚，睡梦中的龚顺昌被几个保安强行拉上车关了起来，并没收了钱包、手机。次日，龚顺昌被保安公司强行押送塞上了返回深圳的飞机。

　　在担惊受怕中度过新加坡“打工”之旅的龚顺昌回到西安后，找到境外移民服务中心要求退钱，得到的答复却是：想要中介费？那就先赔我们1万元，支付你在保安公司吃住1天1夜的费用以及机票钱。

　　更大骗局浮出水面

　　在与境外移民服务中心多次交涉的过程中，龚顺昌发现：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竟大有人在。而这一骗局最终得以浮出水面，源于27名农民工被困马来西亚的事件。

　　2007年1月，陕西省户县27名农民工受陕西省国际交流中心境外移民分中心介绍，每人在交纳了3万元左右不等的劳务输出费后，被送往马来西亚从事建筑工作。但因出境手续不全，这27人到马来西亚后非但没有挣到一分钱，反而被当地移民局扣留，无法返回。

　　据马来西亚《南洋商报》3月20日报道：“27名中国劳工付出逾万元来马淘金，目前被困求助。这些工人中国旧历年前从北京到达吉隆坡，并在安邦住了7天。之后，代理称要带他们到工地居住，但将他们带到东加里乡村，一直无法与雇主见面，后来连代理也失踪了。据其中一名工人介绍，代理为了赚钱不断编造谎言，给他们办的工作准证与他们实际从事的建筑工作并不相符。这使他们的身心饱受伤害。”

　　之后，与亲人彻底失去联系的27名农民工家属纷纷找到境外移民分中心，要求将亲人安全送回，并退还中介费用。

　　“我们都是农民，大部分生活困难，本想借钱交清中介费，出国赚一笔，没想到竟落得下落不明……”一名杨姓村民说。中介人在村里宣传，称陕西省国际交流中心境外移民服务中心代理马来西亚公司招聘一批建筑工人，一个月可赚8000元人民币。村里不少人动了心，纷纷向亲朋借钱，甚至借高利贷办理出国打工手续。

　　除他们外，找境外移民服务中心讨要中介费的还有一批交过款后，却一再被拖延出不了国的人。甘河镇的小杨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听说到国外挣钱快，就在去年9月先后和妻子向境外移民服务中心交了14万元，办理去新西兰做采摘工的手续，“交完钱后中心让我们等消息，没想到出国日期被一延再延，最后连中心负责人也不见了。”

　　他们决定向警方报案。此事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陕西省外事办派出工作人员解救回被困农民工，同时对国际交流中心展开调查。

　　经初步调查，陕西省外事办工作小组发布情况称：陕西省国际交流中心为陕西省外事办公室下属企业，拥有办理出国留学、公民因私出入境、境外就业资质，下设6个分中心。其中的境外移民服务中心并没有向境外组织劳务输出的资质，但其负责人王积私刻公章，擅自经营境外劳务输出业务。

　　自2005年起，王积与西安市周边农民签订所谓的劳务输出合同，向泰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科威特等地进行非法劳务输出，先后有174人被骗，涉及西安、咸阳、渭南3市，涉案金额高达550多万元。

　　而王积之所以频频冒险，违规办理对外输出劳工业务，是因为其利润相当可观。陕西省外事办提供的一份汇报情况显示：在王积办理的174人的对外输出业务中，最高收7.2万元，最低1万元，收取1.5万元的达74人。

　　由于违规中介缺乏资质和经验，成为最终受害者的却是农民工。据介绍，2005年下半年，王积涉足首笔境外劳务输出业务，先后分5批向泰国输出66名建筑工人，原打算向每个农民工收取中介费2.5万至2.8万元，后因待遇等问题与外方发生纠纷，农民工被泰方限期离境。

　　2006年，中心又陆续与47个农民签订赴新西兰打工中介协议，收取每人6万至7万元，共约300万元。后因被拒签，这些农民工至今没能出国。不久，王积又通过北京一家中介机构，与马来西亚中介商谈输出劳务业务，并收取34名农民工每人2.75万元，另外4人每人1万元。由于在这个过程中，王积对马来西亚中介产生了怀疑，未按对方要求继续付款，已到达当地的27名农民工被马方中介弃置农村，致使他们被警方扣留。

　　据统计，境外移民服务中心办理的劳务输出业务中，收费后已出境的93人，其中赴泰国的66人全部返回，赴马来西亚的27人被最终营救返回；81人未出境,“没有一个办成功的。”

　　最终，由境外移民服务中心办出国的农民工大多没能按照合同拿到工钱，回国后又被告知：由于他们首先违反了合同中的某些条款，中介费不能退还。

　　出境务工中介成了“几不管”

　　“在这个事件中，国交中心也是间接受害者。”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陕西省国际交流中心主任杜建说，该中心对各分中心管理实行“不承包、不挂靠、不另设账号”政策，为加强管理，该中心早在去年就没收了移民中心的印章，王积的违规行为是其私下擅自进行的。

　　对这一说法，受害农民工们显然不满意：王积违规办理劳务输出，前前后后已近两年，为何没有主管部门去管？他们说，当初正是看到移民中心墙上悬挂的相关部门颁发的资质招牌，才对王积深信不疑。

　　有媒体调查获知，陕西省国际交流中心下属有5个分中心业务范围交叉，纷纷利用该中心资质从事移民、留学、境外就业等业务，每办一个人出国，能得到数千元甚至上万元利润，而分中心每年只需交给陕西省国际交流中心不到7万元的“管理费”。

　　采访中，记者先后走访多个部门，竟也无人能具体说出境外就业业务究竟该由哪个部门监管。

　　“出事是早晚的事，劳务输出在全国存在问题很多，此次事件只是一个集中体现。”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说，政府部门职能交叉、管理体制不顺，已成为制约劳务境外输出的瓶颈。

　　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和涉外劳动管理处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劳动、商务、教育、卫生等部门都在各自权限范围内有申报境外就业资质的权利，而劳动部门的管理职能只是备案和审查。去年，该省国际交流中心报来的境外就业只有几十个人，“如果他们不报上来，我们怎么会知道有多少人出去？”

　　早在2005年，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份“调查参阅”《关于整合省内境外就业工作思路与建议》中，就已对该行业存在的“立法滞后、多头管理、政令不一”提出了整改意见，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见整改。“这主要是省一级的权力有限，一些问题须到国家一级才能统筹解决。”

　　“其实，有多个环节本可避免事件的发生。”有业内人士指出，比如公安部门在办理出境护照时、在审查资质项目时再严格一些；劳动保障部门在颁发境外就业证后，能继续对每一个项目进行审核备案；作为上级直管部门，国交中心也应切实推行一套长期的管理机制，对其业务进行有效监管。(孙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