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14日电 题：“画郎中”如何令海外中国古画重见天日？

　　——专访大英博物馆资深高级修复师邱锦仙

　　作者 金旭

　　在大英博物馆第91a号展厅，《女史箴图》被小心翼翼地珍藏在量身定制的展柜里，每年仅有6个星期的展出时间。作为该馆最著名的中国书画藏品，《女史箴图》也曾一度“支离破碎”。如今，春蚕吐丝般的绘画笔法和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去一睹真容，它的新生离不开古画修复师的精心呵护。

　　作为进入大英博物馆工作的第一位中国人，资深高级修复师邱锦仙“抢救”了很多重要的中国古画。近日，她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海外古画修复师如何用妙手拨开历史尘埃，重现文物往昔光彩，如何以仁心延续文物生命，让历史一隅得以在一丝一缕、一笔一画中保存流传。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文物修复师被形容成“择一事，终一生”的职业。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第35个年头，您一共修复了多少中国古画？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留在大英博物馆？

　　邱锦仙：在大英博物馆工作那么多年，经我修复的古画数量早已记不清，应该有200多幅，其中有100多幅来自敦煌藏经洞的绢画。现在馆藏中还存有一张未修复的敦煌绘画，这堆起酥的碎绢片原封不动地放在盒子里，用于再现古画修复前后的对比。

　　1972年，我进入上海博物馆裱画组，先后师从徐茂康和华启明两位师傅学习裱画技巧，成为我书画修复生涯的开端。1987年，一位伦敦古董商有很多古画急需修复，我也希望能有机会了解国外裱画技术，增长见识，于是我和上海博物馆约定去英国工作两年。

　　机缘巧合下，我认识了英国著名汉学家、中国艺术史学者韦陀教授(Roderick Whitfield)。他于1968年至1984年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现亚洲部)任职，负责中国古书画的管理。经过韦陀教授的推荐，当时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罗森教授(Jessica Rawson)邀请我去演示中国传统的古画修复技艺。那天，韦陀教授和负责管理中国文物的白珍女士(Jane Portal，现亚洲部主任)拿了两幅画让我修复，其中一幅就是傅抱石的《金刚坡》。

　　我用了两周时间，演示修复傅抱石的作品，这幅山水画有好几个大破洞。我先看了画的颜色，确定遇水不会掉色后，便决定用烧开的水在画卷的正面冲洗，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十分惊讶。5次洗画后，我把画卷背后的腹背纸揭掉，重新托上命纸并上好浆，补好破洞再全色。修复后很难看出有修补痕迹。这次演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两年留英期满，罗森教授对我说：“我们太需要你了，你不在，库房里的中国书画就没有机会重见天日。”于是，我决定继续“抢救”中国古画。

　　中新社记者：日本的书画装裱技术在英国有一个多世纪的传承，在您去到大英博物馆之前，中国古代绘画经常用日本的方法修复。中国传统的古画修复技术和西方技术有何不同？

　　邱锦仙：日本的书画装裱工艺源于中国唐宋时期，例如常见的“惊燕”就出自宋式裱，是附着于画轴上的飘带。中国的古画修复技艺历史悠久，自唐代以来不断改进，“惊燕”也从“活贴”改为“实贴”固定。就绢本画来说，日本的修复方法偏向从画的正面补洞，多用“仿古锦”，材料较厚。我们用的材料薄，绘画卷起来较柔软。我们一直在背后补洞，采用刮磨细补法，等画心干后，就可以刮磨洞口，用毛笔将清洁的厚浆水在洞口上刷匀，然后把补绢的经纬丝对正，再刷上一层浆水，干透后用马蹄刀或钢片刀刮平，去掉多余的补绢。修复好绢本画心后，我们用绢和绫子来做镶料，根据绘画的底色，挑选素静的颜色与之匹配。

　　我去大英博物馆时，那里的修画师掌握的大多为日本的修画技艺，没有装裱、修复中国古画的经验。在看到我用中国的传统方法装裱中国古画后，他们会和我交流、探讨和学习。

　　中新社记者：修复古画的过程中会面临哪些困难？在国外如何找寻修复绢画所需的材料？

　　邱锦仙：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大英博物馆没有补绢让我犯了难。补绢时，我们要求其纹路、结构、包浆、全色都要跟画心一致。补绢的材质有稀疏厚薄之分，绢又分为单丝绢和双丝绢。即便是同样的补绢，旧补绢年代久远，相比于新补绢来说，光泽较暗，质地较为疏松。根据绢本画的材质去寻找拥有同样经纬丝的补绢，是让修补看起来天衣无缝的关键。

　　我的师傅给了我很多珍贵的补绢材料带到英国，才能抢救那么多重要的中国古画。我每次回上海也会为博物馆采购裱画材料。如需特殊材料，我会请上海博物馆的同事们帮忙购买然后寄往伦敦。可以说，古书画重现光彩的背后凝结了很多人的努力。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让《女史箴图》唐摹本、明代朱邦的《北京宫城图》、元代盛懋的《映雪读书图》等恢复生机？

　　邱锦仙：如果是绢本画，我首先看画掉不掉色：不掉色，就用热水来洗；掉色，就用温水或冷水洗。

　　由于受损程度和原因不同，每张书画的修复技法也不尽相同。初次看到《女史箴图》时，绢和托纸已经分开，布满裂痕。由于外国化学糨糊无法适用于这幅千年古画，我将其与日本淀粉糨糊混合起来对画进行修复，这样既能保留弥合画卷的黏度，又不会留下糨糊痕迹，我和助手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修复后的《女史箴图》再保存数百年也没问题。

　　而元代画家盛懋的绢本《映雪读书图》是一张整绢托的画，画纸纤维十分“酥脆”，画卷中间还有一条明显的断裂痕。于是，我选择将肉眼能看到的破洞一个一个补好，再用质地偏厚的糨糊慢慢渗透到画心，然后用颜色纸把画心托显出来。

　　中新社记者：中国传统修复技术有着上千年历史，古画修复的工艺往往是师徒相承，您如何给您“洋徒弟”传授本领？

　　邱锦仙：我到大英博物馆工作后，一共带过4名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学生，也带教过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实习生。他们在慢慢接触中国古画修复的过程中，也在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

　　学习中国古画修复技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每张等待修复的书画需要用到不同的修复工艺，因此修复工作无法标准化，只能靠传统的言传身教。清洗、揭、补、托、全这几大道工序需要从基本功开始练习。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会从制作钢片刀等工具、如何磨刀、如何打糨糊开始教他们，哪怕是最简单的裁纸，也需要苦练好几个月。其次是手腕功夫。中国宣纸纤维短，很容易在刷糨糊的时候破掉，所以我会要求他们手不离刷，反复进行“刷墙练习”，感受排笔与纸张之间的触感，以培养出“心中有数、手上有度”的软硬力道。这是一份需要时间沉淀、经验积累和耐心的职业。

　　中新社记者：古画修复师被称作“画郎中”，您怎样看待这份职业？您觉得在海外修复文物对增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方面有何帮助？

　　邱锦仙：古画是修不完的。从我到了大英博物馆以后，中国绘画慢慢有机会开始在陈列室里展出，以中国绘画为主题的展览也会定期举办。我想尽自己所能“抢救”更多古画，延长文物生命。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我希望那些曾经满目疮痍的历代书画能通过我的双手重见天日，和走进博物馆的人们“对话”，让世界感受到深藏在艺术品中的中华文化。同时，文物保留下来，就可以供学者研究当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对还原历史有重要意义。

　　这些年来，中国、新加坡、美国等国家的学术机构、企业或个人都在帮助、支持我修复中国古画，让我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文物、热爱文物，我们的历史遗产能更好地传承延续。

　　从上海博物馆到大英博物馆，罗森教授说我搭建了两馆交流的桥梁，加深了友谊，也促进了中西方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交流。我在这里工作的35年间，遇到了很多来博物馆的实习生，他们对文物修复怀着好奇心和满腔热情，我对他们倾囊相授，让他们感受中国古画修复背后“十年磨一剑”的手艺魅力，这就是意义所在。(完)

　　受访者简介：

　　邱锦仙，上海人，大英博物馆资深高级修复师，1972年进入上海博物馆裱画组工作，1987年在大英博物馆担任中国古画修复师至今。2002年，与上海博物馆裱画师诸品芳老师合作，修复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画，共裱成116件；2007年，修复明代名画家吴伟《九天玄女图》绢本画；2012年，重裱元代画家盛懋的绢本《映雪读书图》立轴；2013年，重裱(传)元代画家赵孟頫的绢本《双马图》立轴和明代画家朱邦的绢本大中堂《明代宫城图》立轴；2014年，与日本同事及学生们一起修复《女史箴图》唐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