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在1980年代以前，双方长期“老死不相往来”，在发展水平、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巨大的鸿沟，彼此并非一夜之间就能“接轨”。“一线城市”的关键性国际功能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来。因为“一线城市”多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才集中，资讯发达，且最先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进而在这种二元结构之间充当起桥梁。

　　城市高房价剔除社会创造力

　　这从“北上广”的社会现实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一方面，这些城市的金融贸易中心，与纽约、东京、伦敦、巴黎几乎在一个平面运行，国际商业巨头在这些城市间的穿梭活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另一方面，“北上广”居民从内地雇佣的保姆，有不少还不理解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为什么需要分开使用。比尔•盖茨、巴菲特到了“北上广”，和这些乡下人的物理距离也许就在咫尺之间。更不用说，这些保姆家乡邻居家聪明的孩子，可能已经在美国的名校毕业，并在华尔街工作有日，目前衣锦还乡，正以其跨越两个世界的丰富经验，在“北上广”扮演着整合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性角色。

    这也难怪，“一线城市”常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城市，服务业在其经济中的比重，比起二、三线城市来要高得多。没有“北上广”的中介，中国内地经济就会和世界市场脱节。

　　在一个昨天还不懂得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需要分开、今天就要生产iPhone、明天就要为世界创造绿色能源的时代，“一线城市”最需要的是能够适应变化、跟得上日新月异的经济与技术转型、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比尔•盖茨创建微软时年方20、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创建Facebook时还不足20。在硅谷年过40就“老了”。

　　可见，即使在美国这种成熟的经济中，年轻人也最具创新的能力。中国则属于崛起经济，变化比美国剧烈得多。跟上、适应、并最终领导这种变化，则非要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不可。想想看，比尔•盖茨对世界贡献最大的时候恐怕还是在他创业阶段，而不是功成名就、获得了巨大财富之际。财富和名望反映的是过去的业绩，而非进行时态中的现在。用房价门槛把创业期和创业准备期的年轻人驱除出“北上广”，实际上就等于把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人从经济的神经系统中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