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25日电 曾任英国《金融时报》驻香港特派员的杜戴维25日在香港《明报》撰文忆述在中国的工作、生活经历，认为要摘下帽子向中国领导人致敬；无论还有多少挑战，原来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大胆前瞻，以及未来几十年不懈地追赶这目标，将可把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政府比下去。

　　文章摘编如下：

　　在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4个月，在7000英里外的英格兰小镇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出生了。

　　这恐怕是一个不可能的开端。镇上莫说是中国餐厅，就连一个中国人都没有，而我与中国半世纪的关系从自这天之后，就由我以香港为家起一路延续。

　　早年对中国印象简单天真

　　我早年对中国的印象是简单和天真的，不仅是因为我年轻和没有经验，亦因为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勤勉使然。我接触到来自中国的故事，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力量带来了富裕。共产人民谷物丰收，移山平地来兴建新的大水坝，以充满动人英雄事迹的革命故事去支持革命。以我记忆所及，下乡为人民服务似已是一种惯常行为。

　　这些事情引人入胜到一个地步足以让我致函“英中了解协会”(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和拥有一本自己的毛语录。这行动使英国情报局军情五处盯上我——虽然我要到加入了《金融时报》多年后，被军情五处礼貌地请到他们的总部饮啤酒和吃三文治午餐后才得知。我从不知道他们是怀疑我为中国“做间谍”，或是考虑聘请我做他们的间谍。他们之后都没有再找我。显然，他们是对我不感兴趣。真的颇侮辱！

　　直到1976年我成为《金融时报》的一名初级记者，我的人生常与中国交集，不过是不经意的。一个专门研究发展经济体所面对的挑战的大学学位，促使我阅读了大量中国革命经验的资料。当时学术界对中国的“共产社会”，以及它如何把和谐与财富带到中国的贫困农村有浓厚的兴趣。

　　加入《金融时报》后数星期，1976年7月的唐山大地震震撼全世界，再之后两个月毛泽东逝世。《金融时报》以及整个世界都急切地想了解未来中国的走向。这为我提供了我需要的机会，把我的世界毫无保留的转向中国。

　　今天要摘帽向中国领导人致敬

　　1982年，我们在北京的工作单位生活简朴，粮票、每日早操、两小时的午餐时间、自我批评会等等，都是一种珍贵而有趣的经验。正如把无私的市民热诚地工作的理想景象和每日争相挤进已挤满人的公交车联想在一起，又如当听到友谊商店有香蕉到货，或飞鸽牌自行车运到时，外国人都赶紧去购买。

　　要将今日的中国和1982年那数月的灰暗灯光、不分男女的蓝绿军服和一切换物券联想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在那3个月，中国领导人宣布(在《中国日报》内工作，我几乎是最早知道的人)，要做到在2000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我记得除了最忠诚的党员外，几乎所有人都对在未来18年将国内生产总值每年提升8%的挑战存疑。

　　而现在过了27年，我要摘下帽子向中国领导人致敬。无论还有多少挑战，无论有多少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原来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大胆前瞻，以及未来几十年不懈地追赶这目标，将可把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政府比下去。

　　现在我们可以亲眼看到中国，近乎无阻地到访国内任何地方。我们看到中国更真实的一面，一个庞大、复杂的国家面对重大挑战，和四面八方公开对前行良策的热烈讨论。我有信心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城市整体上生活舒适，一如我出生城市中的大部分家庭一样。这可不只是小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