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16日电 香港《大公报》16日刊出署名文章说，中国新医改是回归也是探索。公益性回归并不是向计划经济时代的倒退，而是在尝试着走一条既非纯粹市场化又非单纯国家全包的路子，是在科学发展观引导下出现的一种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的尝试。

　　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医改的公益性回归并不是向计划经济时代的倒退，而是在尝试着走一条既非纯粹市场化又非单纯国家全包的路子，是在科学发展观引导下出现的一种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的尝试。

　　几个月前，我到北京一家大医院看病。在排队取药时，无意间听到了两位病人的对话。甲病人对乙病人说：现在看病真贵。乙说，患感冒要花四五百元，割阑尾要几千元，要得了大病就是几万几十万呀！甲深有同感地自问自答：“要问眼下在中国谁是富翁？告诉您吧——能看得起病的人就是富翁！”

　　“看得起病就是富人”，这就是说，能有足够的资金问诊、抓药、住院、动手术的在中国已属少数人。刚听到这话我内心一惊，但仔细思考，又不能不承认，这位病人的“总结”与概括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一个事实。

　　“看病难看病贵”困扰社会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老百姓，尤其是那些无权无势又在经济上属于中低收入的群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十分突出。与此相连的是因病返困、返贫的现象也变得更加引人注目。这不仅令不少地方政府官员感到头疼和沮丧，而且也使许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一向抱有好感的外国人感到了不安和担忧。

　　说得严重一些，从“看病难看病贵”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已经对中国政府希望构建的和谐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也对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的要更加合理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的愿望投下了阴影。

　　事实上，颇受争议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以及不断出现的各种医疗事故、医患纠纷和腐败事件已经成为中国各类媒体近年来持续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在代表与委员们送交的几千份提案与议案中，呼吁尽快通过医改解决百姓看病难题的内容其数量之多，竟高居所有社会问题(如农民工失业、大学生就业、环保等)首位。

　　其实，早在几年前许多有识之士就曾鲜明地指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追溯产生“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除了中国人口多(当然病人也多)医疗网点和医护队伍相对缺少这些客观原因之外，主要是在医疗改革的主导思想和财政投入等方面出现了某种偏差。同时，在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也存在着障碍和尚未打通的“瓶颈”。

　　所有这些，都使医疗卫生这一关乎公众健康的、原本属于的“公益性”的事业，却处处流露出“市场化”的取向。出现了诸如“以药养医”、允许医院进行医疗器械、药物的加价等等变相出售公共资源的现象。

　　必须指出的是，政府财政部门对公共卫生这一公益性事业认识上的缺位所造成的严重投入不足，是造成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看病“贵且难”的重要原因。在中国，96%的医院是公立医院，但每年财政拨款仅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7%至8%，其余90%必须靠医疗服务收费和卖药收益。

　　目前政府给予公立医院的拨款仅够维持离退休职工的工资及相应社会保障的支付，医院在职员工的工资福利、保证医院运行的基本开销、医疗设备设施的补充、更新、添置等，全部要由医院自行解决。很明显，在这种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医院所承载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的社会责任，也就只能屈从于它的经济效益，而人们所说的公益性势必要日益淡化和日趋矮化。

　　展示责任政府负责形象

　　此次医改的基本目标是在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它的核心是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通过加大政府投入，结束以药养医的收益管道，降低群众个人支付比例，使广大公众看病更方便、看病有保障、看病少花钱。

　　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新的价值取向，都显现出一个责任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负责形象，也都会有效地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本质特征——公益性。

　　无疑，回归公益，成了公众与舆论对新医改方案热议、热赞当然也是热盼的聚焦点。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这个面向困难家庭、面向低收入人群、面向基层小区、面向农村的新医改方案的成败得失，也将会以是否提供了对公民均等化的基本服务为评判标准。

　　那么，回归公益是否就是回归计划经济时期的旧有的医疗制度呢？人们虽然并未如是说，但遗憾的是，在社会公众充分注意到新医改方案的回归公益、确保公益这些可贵内容的同时，却似乎忽视了在这个方案中还包括着另外一种同样可贵的东西，那就是它同样在鼓励各种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探索和尝试，同样在努力摸索着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改革之路。

　　并不是向计划经济倒退

　　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改革之路包括建立城乡既相同又有差别的医疗救助体系和制度，包括小区与大中医院如何协调共同发展，包括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共存状况的互补与矛盾，包括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非盈利性医疗机构的政策措施，包括对非盈利性医疗机构经营运作的规定和监管，包括作为社会成本的医疗费用在国家GDP中所占比例问题，包括公立医院补偿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后的实施标准，当然也包括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可从事多点执业这样一些看似细微却关联度既广且深的操作难题。

　　从这些探索内容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医改的公益性回归并不是向计划经济时代的倒退，而是在尝试着走一条既非纯粹市场化又非单纯国家全包的路子。这条医改之路有改革开放的投影，也有中国国情、国家财力的投影，它是中国各种力量平衡与诉求的一种迭加，是在科学发展观引导下出现的一种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的尝试。这种尝试与国际上在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上的“混合福利”思路有几分暗合。

　　因此笔者坦言：如果中国的新医改能够成功，就有理由相信，作为社会进步与和谐“安全阀”的其它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制度也一定能够建立起来。这是民之福祉，也将是国之福祉。(秦晓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