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7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7日刊出署名文章认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承担国际责任还是国际领导权，都包含有巨大的代价。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不可推卸应当承担的责任，但也没有必要去作过度的国际承诺，更没有必要过早地去争取国际领导权。在没有实质性的能力对现存国际体系作具有实质性的改革之前，中国的重心还应当是自身的建设。

　　文章摘录如下：

　　经过很大的努力，20国集团(G20)终于有了一些收获，各国在一系列全球性金融和经济问题上达成了相当的共识。一些人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面临危机，各国都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大家都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没有一个能够置身事外，大家都必须仅自己的一份责任。

　　但G20峰会所透露出来的信心远远不止这一些。这样一次高调的并且具有实质性的国际峰会，在很多方面是对现存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大检验。

　　从这次峰会上，人们可以看到老霸权如何接纳新兴力量及其新兴力量如何在现存体系中崛起的问题。这尤其表现在中国身上。很多人认为G20的核心是G2，即中美两国的互动主导了会议的议程。也有人更进一步说实际上是G1，即中国的态度决定了峰会的成效。

　　上一次国际权力的大转移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即经济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当时，殖民地英国因为战争已经筋疲力尽，美国对是否接下英国的金融和政治领导地位犹豫不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认为，国际机构与前世界霸主英国的利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美国最终还是从英国那里接下了这个国际责任和领导权，实现了经济霸权的和平转移。此后，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重新组织了国际经济体系并且一直主导这个体系。

　　中国没有强烈意愿进行“权力转移”

　　那么，现在的中国是否准备建立一个其国际机构不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好这样做。

　　这次G20峰会前，中国对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极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主管财经的副总理王岐山等先后发表文章，主张要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并且提出了诸多具体的方案，例如发展出一个超主权的储备货币，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作用等等。

　　一时间，中国似乎成为国际体系改革派的领导力量。当然，中国的呼声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积极回应。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很大，希望中国能够领头来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

　　但是，现在真的可以谈论国际权力的和平转移了吗？美国真的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国力衰落而准备放弃其霸权地位了吗？中国真的具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从美国那里接过国际责任了吗？

　　至少从这次峰会上中国的行为来说，历史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更没有强烈的意愿来进行所谓的权力转移。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和现存制度的和平相处。

　　G20之前，中国充其量是表达其对现存体系没有能够有效阻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满。用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对现存体制的“抱怨”或者“牢骚”，表现的仍然是对现存体系的“忠诚”，是希望改进现存体制，而非退出现存体制。

　　G20峰会的结果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抱怨”和“牢骚”得到了回应。美国和西方答应中国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与代表权。当然这是以中国向IMF出资为条件的。中国强调的IMF特别提款权SDR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也得到了回应。

　　“大国责任论”呼声会越来越高

　　这些当然有助于中国在现存体制上往上爬一些，就是说有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和美国乐意这样做，因为这无疑在消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外部挑战的同时强化现存体系的能力。就是说，这种结局可以解释成为中国和西方的双赢。

　　中国和新兴国家通过在现存国际金融体制中提升自己的做法相当理性。一则这些经济体没有其它的体系可作选择，二则这样做有助于他们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和平崛起。

　　在国际层面，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还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面临相同的情况，作出类似的决策。就是说，中国会长期面临只有国际责任而无国际领导权的矛盾局面。因为美国和西方主导现存国际体系，他们就很容易通过修正体制来消化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压力。

　　也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发展，来自发达国家的有关“中国大国责任论”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很显然，中国的这种被动责任的代价极其高昂。

　　国际空间不等于实质领导权

　　美国在从英国手中接过领导权之后，对当时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力改造，使之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并且当时美国面临独一无二的优越条件。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了西方的天然领导者。又加上冷战，西方世界需要美国来领导西方世界和前苏联阵营竞争。这些都为美国改制国际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美国通过这一机制要么聚财，通过各种方式从全世界转移财富，要么向其它国家转嫁负担。美国建立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制是美国长期占据领导世界权的最重要机制。其它西方国家则是“搭便车”，也从这一体制中获得不少利益。最吃亏的当然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

　　无论是中国的实力还是中国领导层所坚持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信条，都不容许中国另建体系。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选择是接纳现存体系，并改革自身和国际接轨。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唯一选择就是利用现存体系，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是因为美国和西方是体系的建立者和主导者，中国改变不了受支配的地位。

　　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面。因为这种局面不易轻易改变，就要求中国反思和重新考虑和现存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中国可以脱离现存体系，或者另立体系，而是说中国要考虑其政策重点到底在哪里？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还是在自身的制度建设。

　　在国际层面，如果中国乐意，的确有很多的责任空间。但是，这种国际空间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得到具有实质性的领导权。

　　没必要作过度国际承诺

　　从长远来看，如何在不回避国际责任的同时来获得真正有意义的国际领导权，并且是可持续的领导权？中国所能选择的就是分权。因为全球化，各国需要一个国际秩序，但这个秩序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

　　现存秩序是美国西方建立和维持的，也是由这些大国所操纵的。这对很多国家非常不利。分权就是要把国际权力分散到各个区域。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经济的区域化也有更具实质性的发展。

　　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内部各种制度建设。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承担国际责任还是国际领导权，都包含有巨大的代价。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不可推卸应当承担的责任，但也没有必要去作过度的国际承诺，更没有必要过早地去争取国际领导权。

　　在没有实质性的能力对现存国际体系作具有实质性的改革之前，中国的重心还应当是自身的建设。(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