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讲究造型

　　总的来说，元代金器更讲究造型，素面者较多，纹饰大多比较洗练，或只于局部点缀装饰。来自于蒙古草原的元朝统治者，将蒙人粗犷、直率、崇尚自由的民族性情，带入到他们对金器的审美情趣中，形成元代金器质朴、凝练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大多体现在元代官造金器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现藏于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一枚刻有八思巴文篆书体“白兰王印”四字的元代金印。

    据《元史》记载，索南桑波于1321年受封为白兰王，后出家，次年还俗，再次封为白兰王，这件官印也许就是赐予他的王位象征。此印由印座和印柄两部分构成，印座为正方形，印柄为一只昂首伏地、腹部穿孔的双峰骆驼。骆驼身上仅以道道浅纹，表现动物的皮毛，除此之外，并没有其它复杂的装饰。印章整体造型大气而生动，线条简练而流畅，极明快地传达着浓烈的北方游牧民族气息。

　　但是，元代某些金器亦表现出了细致繁复的趋向。江苏吴县吕师孟墓出土的两件缠枝花果金饰表现得尤为典型。这两件金器，一为正方形，一为长方形，周围有边框，框内有高浮雕n的缠枝花果，枝繁叶茂，花团锦簇，构图繁密拥挤，又尽显华美秀巧。这种倾于玲珑俊俏、细腻精密艺术风格，呈现出了明显的江南风情。

    元代虽然将国家的政治中心北迁至大都(今北京)，金器的制作地却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太湖之间。这些金器主要出自苏皖一带的民间手工艺人经营的制金作坊，他们将江南特有的审美情趣融入到金器制作当中。因此，在元代民间流通的金器中，带有江南特色艺术风格的成为了主角。到了元代后期这股“江南风”愈演愈烈，逐渐成为整个元朝金器艺术风格的主流，甚至在明以后金银器中仍是有迹可寻的。

　　2.浓厚文人气息

　　此外，元代金器另一个显著的艺术特征在于，其艺术精神中在融入浓厚文人气息，这是各个时代的金器都不能具备的。元统一全国后，将各族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并且规定这四等人在做官，打官司、科举诸方面有一系列不平等的待遇。南宋遗民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曾言：“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这虽然只是元代读书人无奈的自嘲，但由此仍可窥测出江南士人在社会等级中所处的底层地位。他们既不愿意为外族统治者服务，也没有机会为社稷出力，耐不住寂寞的读书人将满腹才学寄于与文化艺术相关的各个领域，甚至参与到手工艺品制作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