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28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28日发表唐逸鸿撰写的文章指出，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又把农村改革提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有人甚至把它称为“中国农村的二次改革”、“新土改”等。但是，总观当前形势，农村改革虽然重要，但并不是问题的焦点，也不是重点和难点。单靠这样的农村改革，不足解决当前的问题和矛盾。因此，刚刚启动的新一轮农村改革，只能算是一个新起点。历经三十年的中国改革要继续向前推进，需要有更开阔的思路、更深层的措施和更全面的突破。

　　文章摘录如下：

　　“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农业人口一直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农业生产攸关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农民收入和消费也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动力。

　　“三农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在农村，而是在体制层面。当前农村的很多问题，其深层原因都在于现行体制的弊端，在于缺乏防止腐败、约束政府行为、保护农民利益的机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对现行体制的改革和突破。

　　例如，当前农民的生活水平问题比较突出。这与农村的摊派、收费紧密相关。而农民的负担问题，又与基层干部的廉洁以及基层政府的财政制度有关。单靠增加农民的收入并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当前讨论得比较多的土地问题，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土地问题现在之所以很突出，是因为很多耕地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圈占了，而农民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偿。地方政府之所以放任甚至热衷于这种征地行为，背后又常常是金钱利益和腐败现象。如果这种腐败没有制止，光靠“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又如何能起到保护土地的作用？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结合起来，将很容易把土地“流转”到自己手中，到头来农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耕地也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

　　中国的耕地十分有限，不可能为这么多的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同时，在现代化经济中，农业也不可能占有过大的比重。因此，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向工业、服务业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农村的城镇化建设，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总之，城市是农民的重要出路。

　　但是，要有效接纳农村的转移人口，要真正“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需要城市在经济上的健康发展，在政治上平等开放，在法制上公平有效，否则，这个出路将很难走通。

　　在这种意义上说，城市的改革也十分重要。进一步推进城市的改革，建立真正完善的市场体制，促进城市进一步的发展，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过三十年的开放改革，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现行政治体制与快速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矛盾。腐败问题、社会不公、法制不彰、市场不健全等等问题，都与这一矛盾有密切关系。“三农问题”其实也正是这一矛盾在农村的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回避体制改革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解决很多问题的关键，都在于体制，都需要在政治层面、体制层面下功夫。

　　当然，体制改革是十分困难的，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也没有捷径可走，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关。继续迂回绕行将可能使形势更加复杂，问题更加突出，改革更加困难。

　　三十年前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是有原因的。那时候，吃饭确实是最紧迫的问题，因为经过文革浩劫，“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形势下，农村改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取得成效的突破口。

　　然而，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当今中国的经济水平，已大不相同。农业生产仍然重要，但已不是那么生死攸关了。工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份量。经济活动的重心，也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与此同时，体制问题、贪污腐败成了制约进一步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键因素。下一步改革的着力点，也就应该转移到体制改革上来。这也是三十年的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的应有之义。

　　当然，鉴于当前农村的形势，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稳定经济、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高调重提农村改革，采取一些措施照顾农民的利益，缓解农村的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样的措施具有“救急”的性质，不能治本，难于根本解决农村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一轮的农村改革，只能算是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