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921元,远低于城市工人的1346元,27%的农民工月工资在500元以下;农民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56.6个小时,远多于城市工人的47.9个小时,有1/4以上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在61--80个小时;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也远远低于城市工人,有养老保险的占16.3%,有失业保险的占6.2%,有医疗报销待遇的占28.4%。 中新社发 刘怀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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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921元,远低于城市工人的1346元,27%的农民工月工资在500元以下;农民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56.6个小时,远多于城市工人的47.9个小时,有1/4以上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在61--80个小时;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也远远低于城市工人,有养老保险的占16.3%,有失业保险的占6.2%,有医疗报销待遇的占28.4%。 中新社发 刘怀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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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0月20日电 美国《侨报》10月19日在“周末视点”栏目刊发该报评论员张西望撰写的文章说,或许是因临近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日,或许是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甫定调未来十二年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发展规划,这两天关于中国的新闻,仍旧突出的是一“农”字。笔者看得是满眼的问题、满手的汗渍、满脑的焦虑,当然也有满心的期待。是时候谈谈中国的“黑领”了!
文章摘录如下:
同行好友送我一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新书Hot,Flat,andCrowded(目前所见中文直译为《又热又扁又拥挤》)。这本推崇“绿色能源革命”的新书刚刚上市不到一个月,即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继《世界是平的》后再成他的经典之作——尽管全书主旨大意早已了然,但看得笔者也是忧困多多。
其实,弗里德曼这次没有超前。他在书中谈到美国人的未来——高于蓝领、白领、金领的绿领阶层,将是解决危机、重建美国的方向。其实早在两年前(甚至可能更早),中国媒体就曾讨论过这个话题,他们把以环保为己任的人群或者现象称为“绿领”。每次从电视节目上看到笔者的朋友汪永晨带着她的“绿家园志愿者”从内蒙古的沙漠、黄河边,到怒江的环保、长城脚下的荒山,都会想到这样的大陆新一代知识分子才是超前的一群。因为即便是在中国的城市里,普罗大众距离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还差得远呢。
问题当然也在笔者这里演变成了一个新的词汇——黑领——既不是黑社会老大、也不是风餐露宿的公司推销员。我定义“黑领”是代表中国为数两亿的农民工,有两层涵意:一是他们活跃在城市里,从事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工装的领子多是油油的黑色;另一原因是他们既非农民、也非工人,学问家们尚未以正式的社会身份定位这个群体。他们在当今高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中,处于主流话语体系之外,犹如置身阳光下的暗影里。
农民工这个阶层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特有的现象,指持有农业户口进入城市的工人,他们不再依赖土地、而是依靠替雇主工作为谋生手段。由于中国大陆现行的户籍制度的影响,这一群体长期缺乏工会组织等权益保障,更不能享受因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是城市受雇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以至于温家宝总理公开代言这个群体并追讨“欠薪”;作为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目前普遍认为已接近两亿之众,每年除了春运,几乎舆论视野中就少有关注。以至于中国名学者葛剑雄所说“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之语,常被用来直接讨论这个庞大的群体。
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路径观察,从英国、法国到美国,农民转向产业工人的过程都曾出现,但决无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条件下的这种现象。笔者曾在巴黎向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博士讨教过城市化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超过了欧洲和日本,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净增4亿人。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对中国产生影响,而且也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那番对话事实上让我记忆犹新:中共十七大提出“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从根本上离不开这两亿农民工。早在两年前,中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已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因此笔者以为,中国之现代化既要看中产阶层的构建形态如何,更要看这人数更为庞大的农民工阶层的历史定位和社会角色分配、他们将如何进入主流话语体系以及拥有政治权利。
黑领,或许是带有一些灰暗的感情色彩、并不准确的词汇,但笔者造出这个词来定义,本是希望能引起一种具有社会学思维的历史观。当更多的记者关注它、更多的学者研究它、更多的官员关心它,更多的作家反映它,更多的老板正视它,黑领的命运将会如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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