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14日电 美国《侨报》10月14日发表社论指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决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次“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需要一定速度、相当耐力、准确距离和清晰目标的“长跑”。这对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智慧，无疑是一场不亚于1949年进城和1978年揭开改革开放大幕的大考。

　　社论摘录如下：

　　中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因此，未来的中国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这是中共在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的“改革和发展的路线图”，也被外界视为中共继5年前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度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后，开始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下达的“攻击令”，而受到舆论的格外关注。

　　30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发轫于农村，但30年后，中国的改革却因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难以打破而困难重重，甚至濒于“停滞不前”地步。

　　早在1954年，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通过对印度、埃及等国家的研究后便发现，这些国家的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因不同的资源特征而自然形成发展不平衡的差距。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二元经济结构的最大恶果是造成了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了贫富差别，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动荡。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除了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样属性外，更因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治的社会人口与户籍管理模式而掺杂了不少人为因素，形成了“中国特色”——其复杂程度和解题的难度也会超出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不仅人为地控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遏制了城市化进程；更重要的是，其人为地将社会人口分割为“城市人”和“农村人”，并导致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无法与城市人同等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福利成果(如教育、医疗保障、就业、现代工业与科技文明等)，人为制造社会等级差别，集结社会深层矛盾。

　　经常被外界引用的两个数据也为这一差距提供了佐证：一是反映居民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已从1980年的0.3扩大到近年来的超过国际警戒线的0.46以上；二是城乡居民收入比，有专家指，按照官方数据，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货币收入比为3.33︰1，但如果将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等纳入统计范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可能达到6︰1。可以说，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不仅关乎8亿农民的利益，更关乎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成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官方虽然在保护农民利益、帮助农民致富和脱贫、促进城乡同步发展等方面制定了不少政策、推出了许多措施，但其间的牵涉利益重组，困惑不少，甚至受到一些地方保护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了，而他们却无法在城市安家；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提高了，而农村却逐渐陷入环境污染、资源被掏空、居民仅剩“老弱病残”的尴尬境地。

　　因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最根本的就是要建构新型的公民社会意识， 落实农民的基本权利。农民应拥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民权，而其核心是财产权，包括对土地、房屋的财产权，以及享受教育、卫生、福利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否则，农民如果还是作为“二等公民”，破解“二元结构”就是空话。在此基础上，通过非常措施，排除各种人为因素干扰，清除路障，转变“二元管理的思维”，废止“城乡分治”的管理制度和模式，建立城乡统一的管理模式，让农民与市民处在同一法律与体制下，享受同等权益。

　　当然，破除“二元结构”决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次“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需要一定速度、相当耐力、准确距离和清晰目标的“长跑”。这对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智慧，无疑是一场不亚于1949年进城和1978年揭开改革开放大幕的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