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14日电 香港《大公报 》10月14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时下这个面貌一新的生存环境里，作家的人性回归与灵魂涤荡应该抓住时机，同时并举，充分利用宽松的环境，用高尚的灵魂和纯洁的身心创作出更加人性化作品，唯如此，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作家头上才会指日可待。

　　文章摘录如下：

　　每年10月，文学诺奖花落谁家都是一个举世瞩目的话题，中国也不例外，但却反应不一。相比较8年前的整体失态，今日中国对于文学诺奖的反应冷静多了，尤其是正面呼吁“中国作家应该重视文学诺奖”的声音，明显地盖过了“吃不著葡萄说葡萄酸”的风凉话，说明整个社会的心态都在日趋平和。仅此还不够，还应该把文学诺奖当成一面镜子，用它照一照，找一找我们真正的差距。

　　首先应该认定一个事实，自有诺奖以来，中国文坛不乏与诺奖获得者比肩之人，尤其是上个世纪初，鲁迅、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个个都离诺奖不远，可惜他们都已辞世。而今的“大家”虽然遍地都是，却已经被功利性和铜臭气贬得一钱不值，只要用文学诺奖的镜子一照，就会现出他们的原形，而且还可以看出多年来我们在文学生态环境上造成的致命伤，已经不足以催生出诺奖之作：

　　其一，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坛频繁遭遇政治“沙尘暴”，导致文学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譬如批胡风、批丁玲……直至十年文革中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打成臭老九。高频率的政治运动，不仅摧残人们的肉体，而且扭曲了人们的灵魂，作家也无一例外。

　　其二，“政治挂帅”的后遗症和并发症，至今仍让许多执笔写作之人想说的话不敢说，想写的文章不敢写。除了明列禁区，暗中的雷区也时不时地会被引爆。因此，凡是能够发表并被官媒吹捧的作品，大多仍是些歌功颂德之作，尤其是官方评奖，更见其烈。

　　其三，一旦文学土壤的被污染成为常态之后，写家们的创作心态，也会像食用了内含三聚氰氨的牛奶婴儿那样，于不知不觉中患上了“肾结石”，憋得再急也撒不出尿来，何来什么“创作的灵性”？回头再看沈从文等人当年弃笔从他的经历，当能看清其心中的无奈。

　　其四，作家创作的心态本应该像“菜园子”主人那样，想种啥种啥，任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餐桌上也容不得天天都是“白菜一碟，一碟白菜”，所谓众口难调，胃口也是如此。而我们的文学却远离了“菜园子”属性，只偏重一家之好。

　　其五，当政治对于文学构成干预之后，所谓的文学也就成了变相的公文，与文学本身没有任何的关系了。窃以为，这也是中国文学为什么不被诺奖评委们青睐的根本原因。

　　用文学诺奖做镜子，只要视力上没问题，心态正常，就会毫不费力地从中发现大陆文学的生态环境不仅需要治理，而且需要重构。否则，在病态环境下产生的作品再多，也是心灵扭曲的“玩偶之作”。

　　无庸讳言，大陆的体制内作家们迄今仍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协官员是官方任命的，而且也分为部级、局级、处级、科级，待遇和其它的政府官员们没什么两样，该配车的配车，该住部长楼的也不会委屈了他；作家们则从职称的角度上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乃至于等外级、草根级。相比体制外的草根作家们，体制内的作家们宛如圈养的家鸡一般，虽然不愁吃喝，饮食终日，原本会飞的翅膀也退化成了没用的摆设。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兴起，多种体制并存的社会现实，让体制内的作家们越来越陷入了尴尬境地，这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网络作家群在“点击率”的支撑下后来居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坛上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体制内的作家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体制外作家对于体制内作家的冲击无疑是可喜的，因为它给中国文学的长期阳痿，带来了重新勃起的希望。

　　文学诺奖的镜鉴作用不仅如此，还能够用它审视掌管意识形态权力的人，对于文学创作的独立属性和自由创作个性是否尊重，不用听其怎么说，只需拿诺奖获得者的作品一比较就可心领神会。

　　总之，文学创作心态是不能掺有任何杂质的。当一个酝酿多时的题材不吐不快不写不成时，一个作家的正常的创作状态应该是主动的“喷涌”，而非挤牙膏式的被动，更不能像导盲犬身后的盲人，虽然也在走路，却没有自己的主见。

　　时下，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试点工作正在全面展开，未来中国必将会更加的开放，因为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创造、尊重人民的胡温新政，正在把“以人为本”的国策，细化到务实和理性的各项工作之中，北京奥运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也把人性的全面回归与科学发展置放在了同一坐标系上。在这个面貌一新的生存环境里，作家的人性回归与灵魂涤荡应该抓住时机，同时并举，充分利用宽松的环境，用高尚的灵魂和纯洁的身心创作出更加人性化作品，主动把文学的个性劳动与文学诺奖的评选标准摆放在同一水平在线。唯如此，文学诺奖花落中国作家头上才会指日可待。 (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