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太懒

　　当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据说是钱钟书说的，这也确实符合他恃才傲物的性格，看看他在《围城》里刻画的那些人物，刻薄形象而又一针见血，就不难想象，这是典型的钱氏语言。

　　且不去说吴宓、陈福田，单说这“叶公超太懒”，也实在算不上冤枉他，他的懒，有目共睹，“铁证”如山，他自己不否认，学生、同事的回忆也都印证了这一点。

　　作为教授，他上课极懒。他的学生赵萝蕤回忆叶公超上课：“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

　　学生季羡林回忆说：叶公超讲英文，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他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有人偶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就断喝一声：“查字典去！”

　　学生温梓川回忆说：他“喜欢打牌，如果打了一夜牌，则上课照例不讲书，只叫同学口试，或听同学读一章节。”他上课经常迟到，有时达十五分钟之多。所以，学生杨振宁对他印象不佳：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教授的英文极枯燥，有时甚至要作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他还是系主任，恐怕是西南联大最懒的系主任。他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系主任公超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

　　学生许渊冲记，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吴宓也经常在日记中记，今日“陪(助、偕)超”干某某事，因为叶公超的公事私事、琐事要事，都支使吴宓去干。

　　懒得动笔，是他的又一特色。他肚子里的货色其实不少，毕竟留学多年，师从不少名家，但他却没有好好总结挖掘，可惜了那么多学问。胡适曾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个字也没有翻，却让英语远不如他的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

　　他也从不记笔记，不爱照相，还常宣传一个观点：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着收集照片、记日记了。本人虽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写了《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著作，说他懒，就是说以他的学问和素养，本可写出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来。

　　他后来弃教从政，当了几年国民党的外交部长，仍积习难改，以懒著称。他曾一本正经地对部下说：“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它的都不必送上来了。”外交官考试，他是典试委员，覆审时不看考卷，只给及格者都加一分，不及格者减一分。他的逻辑是这样干脆，拉大距离，便于取舍。

　　他不喜开会，懒得出席各种应酬，逢年过节也不去走动，为此得罪过不少国民党大佬。叶公超去世后，好友叶明勋说：提起李白，除了诗忘不掉他的酒；提起徐志摩，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爱情；提起叶公超，除了他的风流丰采，忘不掉他的脾气。这脾气就包括傲、怪、拧、懒。不过他的英语确实好，典雅、纯正、自然、唯美，国内无人可及。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人问自视甚高的朱光潜，国人里谁英文最好？朱光潜不假思索说：“叶公超。”能取得这样成就，如非勤奋，那即天才。天才懒一点，即便上帝也会原谅他。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文/陈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