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调查医改 称政府投入应重百姓轻医院(3)

　　“平民医院”能复制吗？

　　文|任玉岭

　　低成本运营的秘诀

　　笔者认为，高州医院的成功秘诀，在于一切工作都要保低成本运行。为了减轻群众负担，高州医院在保降低运行成本方面，可谓下了很大功夫。用药方面的“三用三不用”、买药方面的网上采购、设备耗材方面的公开竞争以及对检查费的限制、对收红包的严禁等等，都为降低运行成本、减轻患者负担起到了保证作用。

　　高州医院之所以能说到做到，还在于有一系列的制度保证。例如在药品采购方面可能很多医院都实行了网上采购和招标采购，但由于没能像高州医院那样有一整套的工作机制和程序，就难免“走关系”、“循私情”照样发生，以致造成很多网上采购、招标采购的药品比市场上还要贵。

　　而高州医院的所有制度设计都是动真格的，对制度执行的监督也是十分认真的。严格且健全的制度，保证了运行成本的降低，保证了患者负担的减轻。

　　那么，“高州模式”能否复制？

　　对于这个问题，高州医院院长钟焕清的回答是：“完整地复制高州模式是不可能的，而是应当学习我们的理念，一切为了人民能看得好病、看得起病。我们的模式，就是以制度管院，有制度，有检查，还有处罚，有这三大关，没人敢乱来。员工的思想素质的培养也很重要，比如收一个红包，就会坏了医院的声誉，吓跑了患者。一旦传开，本来就穷的患者，会因为没钱送红包而不敢来我们医院。”

　　政府投入应“重百姓轻医院”

　　当前在公立医院改革实践中有一种强势理论，那就是想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政府就必须大投入。而高州医院的事实恰恰与此相反。

　　既然一个地处偏远山区的县属高州医院，能够在不取国家一分投入情况下，买进先进设备、建起三幢大楼、办成平民医院，那为什么其它地处闹市区、大城市的公立医院就非要国家投入呢？ 公立医院既有国家给的土地和房屋，又有国家给的设备和品牌，中国有那么多人口，有那么多患者，怎么就不能赚钱呢？高州医院收那么低的医疗费，还靠节余建起大楼，而那些长期高收费的大医院，又该有多少节余呢？

　　钟焕清提出，公立医院改革，应该走市场化道路，而不是公益性道路，国家的医疗投入，大部分应该投入到老百姓哪里去，让老百姓有了充裕的医疗费用，再来选择医院，那么医院就要展开竞争，这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医疗竞争环境，让老百姓看病更便宜，享受的服务更好。而如果将资金大量投入给公立医院，只能换来公立医院的低效率运转，无法激发医院、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其结果可能是老百姓看病更难了。

　　笔者也认为，国家要加大对医疗投入，但不是对公立医院。除了欠债性的补偿县级医院外，应把主要投入放到扩大和提高公众的医疗保障上。

　　公立医院应“去行政化”

　　从高州医院的成长与经营看，这个医院走到今天与院长钟焕清本人的思想、品德、素质和能力直接相关。

　　高州医院院长钟焕清从小农村长大，赤脚医生出身，了解百姓疾苦。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医院全体人员都有大爱的朴素情怀。他们认为：“群众是卖鸡、卖猪来看病的，做医生的一定要让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根据笔者的调研和各方面的反映，包括钟焕清的意见，都认为医院不是行政单位，医院院长不能由政府任命。有了政府的干预医院工作就很难推进。特别是通过政府换届，来更替医院院长的作法，医院院长的心思是不会放在医院的。他要考虑的不是如何降低成本，为百姓减轻负担，而将是如何搞“形象工程”、保自己的下一步晋升。一旦用人失当，大权独揽后，还会出现“黑幕购药”、“关系用人”、“腐败用钱”等，医药成本就会迅速上升，病人负担就会随之加重。

　　因此，笔者建议，医院院长应由医院职代会直接选举，干得不好的，职代会有权对其弹劾和罢免。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选出的带头人一定是最棒的。

　　医院管理专业性很强，管理者即要懂管理也要精通专业技术。政府对医院必须有一个很宽松的政策，在医院管理中不过多的干预，让医院根据本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管理，政府给予全力的支持，医院才能保证可持续的健康发展。高州医院有今天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宽松的政策空间。

　　在调研中，钟焕清院长屡次提到：政府不干预比给钱更重要！高州医院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有重要一条就是当地政府不干涉医院的发展和经营，他说，政府对医院不干涉就是最大的支持。

　　对县级医院不应设置禁区

　　高州医院的实践还证明，县级医院需要大发展而且也能够大发展。鉴于中国县一级人口较多，对医疗需求较大，我们不应该限制县医院的级别定位，更不应该对县医院发展设置禁区。

　　高州医院至今还是一个二甲医院，但论规模和手术量、技术条件等，早已达到三甲水平，但就因为是一个县级医院，受到了技术发展的制约，比如肾脏移植手术，医院累计已经移植成功200多例，但就是因为级别所限，被省卫生厅叫停。

　　为了不让广大农民和百姓在患大病、重病时长途跋涉和奔波，一定要大力支持县医院更好发展。例如心血管病患者在中国需要手术的有400万人以上，而能手术的却不到1%。如果按照规定只有省以上医院才能做心脏手术，而且高额手术费不降低，广大农民和百姓就只能错过治疗时机。

　　高州医院是违背了禁区的规定闯荡成功的，但至今不能升为三级医院。通过高州的例子，笔者认为不仅要解除县级医院的级别定位禁区，而且要解除县级医院的手术种类禁区。要为县级医院发展提供和创造更大空间，鼓励县级医院办成终生学习医院，勇攻医疗难题，真正解决广大百姓“看病难”。

　　作为医疗体制改革的难点，公立医院改革仍在谨慎的推进，可想而知，由高州医院引发的争论和思索，也将持续下去。

　　任玉岭，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第九、十届常委。长期关注医疗、教育、三农等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