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国反腐力度持续加大，不断破获大要案件，腐败大虫接连落马。

　　在西部，重庆黑恶势力最大的保护伞文强被绳之以法；在南方，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被停职查办；在北面，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被判处死缓；在东北，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米凤君被立案调查。

　　前不久，有媒体盘点“2009年十大反腐案件”时称，过去一年是高官密集落马的一年。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反腐话题依然“持续高烧”，在渝全国政协委员踊跃建言，他们认为，腐败问题已开始出现新的动向，预防腐败，应让“体内监督”逐步走向“阳光监督”。

　　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漏洞更大

　　“这几天，委员们都很关心重庆打黑、足坛扫黑的事情，会上会下都在讨论。”全国政协委员、台盟重庆市委主委、市检察院一分院副检察长李钺锋告诉记者。

　　各地风起云涌的打黑除恶斗争，不但铲除了一大批黑恶团伙，还打掉了一个个黑恶势力保护伞。老百姓为之拍手称快的同时，政协委员们不免担忧：腐败案件层出不穷，预防腐败到底需要怎样的“灵丹妙药”？

　　有委员提出，遏制腐败，关键在于监督，应当充分发挥权力监督的作用，“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力监督权力”。但也有委员认为，权力监督至关重要，但存在两大漏洞：一是目前的监督方式，主要是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如党内的纪律检查制度、政府内的行政监察制度；二是体制内的自我监督也没有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尤其是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漏洞更大。

　　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的关键，在于对权力的合理分工。”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民进重庆市委主委陈景秋表示，一个人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否则，党政官员尤其是一把手的自由裁量空间就无法“压缩”。

　　目前，全国各地政府都在实行“第一责任人负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听起来都是很好的制度，但细细想来，也存在不足。”陈景秋说，既然让一把手负全部的责任，那就得给他相应的权力。绝对的责任需要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就可能超越监督，导致监督失效。

　　在许多腐败案件中，落马的不少是手握大权的一把手、二把手。陈景秋等委员认为，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对于预防腐败十分必要，但还需要体制外的监督，要高度重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监督员、新闻媒体以及广大网民的监督作用。

　　扩大财产申报的领域和对象

　　“我认为财产申报的对象范围还应该进一步扩大。”全国政协委员、市发改委副主任吴刚说。

　　目前，各地正在推行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做法，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在已经实施的《公务员法》中，没有规定作为公务员必须要申报和公示财产，以致一些申报和公示，仅仅是流于形式，各地规定也不尽一致。

　　吴刚说，目前重庆已在司法机关和开县等地试点财产申报制度。他认为，目前的申报范围限定在处级以上，范围太小，应该要求全市各级公务员全部申报个人财产，因为有的岗位，哪怕是一个科长、一个科员，也可能有“灰色收入”，也有可能贪污受贿。吴刚甚至建议，从考入公务员队伍的那一天起，就应该定期进行财产申报。

　　还应紧盯国企高管、高校管理层

　　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图书馆馆长谢德体不仅赞同吴刚的建议，还认为应该把财产申报的范围扩大到国企、高校等领域。去年10月，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原党委副书记龙小乐，相继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该案震惊内地教育界，牵涉多人，至今余波未了。与此同时，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中核集团原总经理、党组书记康日新等国企高管也相继落马。

　　“不难看出，腐败问题开始出现新的动向，已经从党政机关向国有企业、高校甚至一些‘冷门’单位蔓延、扩散。”谢德体说，反腐不但需要紧盯政府官员，还应该紧盯国企高管、高校管理层等。他相信，如果在国企、高校等领域全面实行财产申报制度，同样也能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

　　把权力置于老百姓的眼皮子底下运行

　　“反腐工作不能‘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全国政协委员、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说。

　　杜黎明介绍，2008年，国家发改委制定出台《中央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通过开展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发现当前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容易成为腐败的重点部位。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手段和方式也在不断“更新换代”，给反腐工作带来更大困难。

　　杜黎明认为，反腐工作主要有制度、教育、惩戒三把利剑，最好的办法是将权力置于阳光下运行，将权力运行的过程置于民主监督、法制监督、舆论监督之下，置于老百姓的眼皮子底下。

　　使腐败成为高风险、低回报的行为

　　“凭什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唯有法律和制度。”陈景秋建议，强化政务公开，增强政务透明度，特别是政府重大决策过程，要让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

　　他还建议，在国家基础设施工程中，专门设置一项反腐的子工程，进一步提高腐败的各类成本，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名誉上遗臭万年，使腐败由低风险、高回报成为高风险、低回报的行为。

　　杜黎明建议，对一些可能在短期内普发、泛滥的新动向，采取连续出台《某某违纪行为若干问题解释》的做法，及时做出纪律或法律解释，让应对反腐新动向有据可依。在条件成熟时，再把相关解释规定纳入党纪政纪条规和法律法规予以规范，筑牢党纪政纪和国法防线，堵塞和减少反腐漏洞。本报记者 文峰 戴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