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凭搞上去”，对于许多中国官员而言，这是他们经常获得的耳熟能详的“忠告”。

　　“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2009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在杭州召开的一个高等教育论坛上直言。

　　而这一点，让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看不过去了，在他看来，手握公权力的官员，利用自己的职权，动用公共财政占用高教资源，为自己的前途谋利，“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腐败行为”。

　　他甚至认为其恶劣程度“比贪污受贿有过之而无不及”，并由此提交提案，建议整治这一现象，清理官员读博，维护高等教育的纯洁性及公平公正。

　　这一提案获得了教育界别许多委员的认同。但他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在于教育领域的去行政化，增强高校的独立性，并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官员晋升评价体系。否则，官员读博难以清理。

　　中国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

　　中南某省省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务员表示，他本科毕业后不久考上公务员，发现文凭很重要，于是考了当地某全国重点大学的在职研究生班，“我们班上有很多是公务员，甚至还有地、州、市的市委书记，不过他们基本不来上课”。

　　他说，硕士毕业后，还会考虑读在职博士，“毕竟现在都看重这个”。

　　细心人士发现，近几年来，翻开一些官员的履历，“博士”赫然成为了越来越常见的头衔。但细究取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则大多与他们担任行政职务的时间重合。

　　官员读博蔚然成风。杨春时委员偶获信息：某直辖市的区级领导中，有一半在某大学读博。他进一步了解后发现，那些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几乎都有官员读博，“至今未闻有抵制者”。而官员读博的规律是，“官员级别越高，读博就越容易”。

　　“捞文凭成了官场潜规则。”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直言，文凭成了官员晋升的重要筹码，因此，把自己弄成博士是一些从政者的普遍冲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国政协委员说，自己在大学任教，所在省经常有处长、副处长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要不我投到您的门下做您的弟子吧。”他只能以研究的专业太专、毕业论文不容易通过为由推托。

　　石定果认为，官员之所以一窝蜂读博，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赢家通吃、名利双收”之举。且不说获得了博士文凭，为自己增添了光彩，更重要的是，从此可以亦官亦学，进退自如。

　　石定果说，博士学位也是晋升的“硬件”之一。“当竞争者条件差不多时，凭什么可以领先一筹？还不是比‘硬件’？”

　　有损教育公平

　　杨春时认为，官员读博假多真少。

　　他说，这些官员不经过正规考试，即使考试也是走过场。而读博后，基本不上课、不读书、不做作业，有的官员甚至让秘书代劳。毕业论文也是或请人代劳或抄袭，“原因很简单，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写博士论文”。

　　这位年过六旬的中文系教授认为，这种做法，极大地伤害了教育的公平性。“因为那些刚刚硕士毕业的学子在激烈竞争中尚难考上博士，官员却能轻而易举获得录取资格”。

　　与此同时，对于正规的博士生来说，白天黑夜地攻读，尚觉时间紧张、精力不够，许多人还不能按时毕业，而那些领导干部不脱产，白天工作、晚上应酬，最终却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顺利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这既败坏了党风、政风，也败坏了校风、学风。”杨春时在提案中写道。

　　石定果觉得自己在北京大学获得汉语文字学博士的过程像“炼狱”：“我们那时候读博，辛苦得不得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不知道这些官员读博的精力是从哪里来的？”

　　她说，那么多官员能获得博士文凭，大都是因为招生和毕业门槛降低了，这是对高等教育的极不负责。

　　“有些官员，从他们工作的领域和读博专业来看，完全不相干，读博对他们工作并无多少帮助，为什么还要读呢，就为了一个文凭。”石定果说，事实上这是在侵占有限的教育资源。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委员笑言，在北大，有“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硕士生，三流的博士生”的说法，“说法虽然不见得正确，但至少部分地反映了问题”。

　　他说，博士就应该由对研究工作有兴趣、有志于献身学术的人来读，这么多官员出于功利目的读博，自然会从整体上损害博士声誉。在教育界别的小组发言上，他不无忧虑地提出，在高等教育最高层次博士生的教育上，如果不能消除行政化、功利化的干扰，高校确实没法培养出拔尖人才。

　　委员建议清理官员读博

　　有委员认为，板子不能全打在官员身上，高校也有责任。

　　一位不愿透明姓名的委员是某市副市长，曾有几所高校邀请他读博，有的学校甚至告诉他连考试都不用考就可以直读博士。他断然拒绝。曾经是大学教师出身的这位委员，对学术还存有敬意：自己现在是政府工作人员，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读博士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要研究问题。两者如何能够兼顾？再说，要获得丰富的知识，不是只有读博一条路，何必顶着这个虚名呢？

　　在杨春时委员看来，一些高校领导为了谋取部门或个人的利益，屈服于权力，甚至主动拉官员读博的现象并不鲜见。

　　石定果也说，高校里以自己所带学生的行政级别为荣的现象非常普遍。一所高校的做法让她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所外地高校甚至在北京办起了研究院，异地招生，异地培养，“这样培养出的速成博士、异地博士真是太可笑了，整体质量可想而知”。

　　虽然如此，多年的从教经历也让石定果明白，高校也有苦衷，因为资源都控制在行政官员手中，高校为了争取更多资源，想方设法拉关系，“跑部钱进”的同时，也会拿着文凭向行政权力寻租。

　　这种大学与行政系统纠结扭曲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官员读博现象，受到杨春时的猛烈抨击：“(官员读博)使大学这一清高之地变得污浊不堪，使博士这一崇高学位变成权力的附庸。可悲的是，从党政官员到学校领导，对这种现象司空见惯，视为正常，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杨春时建议，应将官员读博作为反腐败大事来抓。他建议采取的措施是，责成读博官员作出自查，将自己读博情况公示，如不符合读博条件或者学位资格有假者，必须限期退学或者交出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与此同时，高校展开自查，凡是未经合法程序或者有弄虚作假情节者，一律取消学籍或收回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他甚至建议禁止官员在职读博，“官员读博必须停职，必须参加统考，违反者严肃处理”。 本报记者 叶铁桥 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