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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年前，罗伯特·基特利一个人为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形象”而激动。如今《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增加到9人，7个人在北京，2个人在上海。他们自由地居住生活，体验着中国社会的变化

　　本刊特约撰稿/陈君 本刊记者/王艳

　　9月19日晚上，《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伊安·约翰森在北京参加了一场婚礼，喝了不少酒，“像中国人一样，我习惯了在北京的生活。”

　　“记录中国的现在和变化，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是伊安最感兴趣的事情。就像他的前辈罗伯特·基特利一样。

　　作为《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基特利1971年6月“获中国高层批准”到北京、上海等7个城市采访，成为新中国建国后《华尔街日报》来华第一人。

　　“看来中国一切恢复正常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过分的行动之后，秩序已恢复——有些过分行动，是西方过分夸大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今天的生活至少是过得去的。若同过去比较，那更是大大地改善了⋯⋯”当年基特利的报道在西方引起关注。

　　如今，这些文字依然生动。

　　人民大会堂的座上客

　　1971年的北京街头，几乎难觅外国人的踪影。

　　自1949年以来，“红色中国”就一直令西方媒体充满了质疑和恐惧。第一个要答疑的人是美联社记者兰卡什尔。1956年年底，致信周恩来获得签证后，他走过罗湖桥，成了第一位踏足中国大陆的北美记者。

　　6个星期里，兰卡什尔奔走8000公里，从中国大陆发来长篇的报道。“中国就像一部由6亿个零件组装的超级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着。”兰卡什尔描述道，“6亿中国人忘我地埋头苦干，要把他们落后贫穷的祖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后来，中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又把刚刚向外国记者开启缝隙的大门沉沉关上。

　　“那时能来中国的记者，凤毛麟角，说是记者，但都被视为贵宾或外宾。”曾在美联社实习的美国留学生杰克感叹道。他2008年来到中国，“扫街”成了主要采访任务，而不是像罗伯特·基特利，能够进出人民大会堂，成为座上客。

　　先后担任《华尔街日报》出版人、《南华早报》和《香港日报》主编的基特利，永远不会忘记1971年6月21日的夜晚：他和夫人，与《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托平夫妇、《每日新闻》社长兼发行人阿特伍德夫妇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宴请。

　　作为为中美破冰造势的首批美国记者，他们已经在中国采访了数周时间。此前，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西方左派政党媒体记者才得到邀请。“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我还带着妻儿，他们也都非常难忘这段经历。”基特利2008年在复旦大学作演讲时回忆道，“对中国的看法，也从此改变。”

　　会见时，翻译冀朝铸和唐闻生分别在周总理左右入座。唐闻生感觉“这是老朋友的聚会”。

　　周恩来对大家回忆了壮年时期在南京度过的岁月，感慨道：“现在作为总理，我就没有那么自由了。”说到这里，他用开始出现寿斑的手指着基特利手里的笔记本说：“比如，我现在说一句，你们就记一句。”

　　借助外国记者的笔，周恩来谈了新中国对台湾政策等问题，强调中国将永远不会允许为台湾“独立”而举行的公民投票，因为这问题不存在，台湾人都是中国人。

　　新中国领导人的风采，令基特利难忘。之后不久，他又参与了尼克松访华的报道。

　　不过，基特利还是习惯把目光瞄准大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人。法国记者罗拔·纪兰的专著《中国印象》，就记录了基特利1971年的一篇关于中国社会的报道。

　　“工厂和人民公社，正在创出新的生产纪录。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进行着基本建设。食品和基本消费品，看来供应充裕，绝大多数家庭，都有充裕能力，购买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构成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的形象。”基特利写道。　　几周时间里，基特利等美国记者访问了“中国辽阔地区的七个城市”，也走访了改造干部的“五七干校”，“在市内、市郊的工厂、公社，所见所闻，都显示出一种全国一致性。山西省领导人甚至说，他们已消除了省级政府中6/7的高级职位。精兵简政，是当前一个口号。”

　　偶有空闲时间，基特利领着儿子溜到了北京的街道。一位男子为了看这对金发碧眼的父子，差点撞到柱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