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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的“宽松”，建国60年来，因私护照的申领，经历了极为封闭到自由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本刊记者/杨中旭

　　1950年10月11日，陈水珠和表姐乘上一条小船，经由伊洛瓦底江，花上一个钟头的工夫，从竖磅县来到缅甸首都仰光，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而来。

　　大使馆领事部的官员开始提问，第一个问题是姓名。妹妹脱口而出：陈瑞珠——她打小就听见大家这样叫她，浑不知自己的名字其实叫水珠。

　　可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难倒了她。领事部官员问她：你的出生年月日？陈水珠和表姐面面相觑，这个可是父母从来没有告诉过的。姐妹俩对领事部官员说声抱歉，携手走出门外商量。妹妹对姐姐说：我妈说我十七岁。姐姐算了算，那你是1933年生的。妹妹说，还有月份呢。姐姐说：编一个吧。

　　回到房间，给出“答案”，领事部官员随即拿出一本蓝布封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翻开第一页，在右首第一行姓名一栏里自上而下写下“陈瑞珠”，在右首第二行出生年月日一栏里写下“一九三三年二月”，然后贴上黑白照片，盖上钢印，并在第二页上填好入境事由，加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之印”以后，请持照人“陈瑞珠”签名，新中国第一版护照(1950年版)的NO.B000912号宣告生效。

　　陈水珠未曾料到，这一去，就再难回到生她养她的缅甸，甚至在几经政治运动之后，返乡探亲的念头也已泯灭。她更不曾想到，她会在暮年自由出入国境。

　　噤若寒蝉

　　收拾了行囊，“陈瑞珠”踏上归国的路程。头一次穿越国境，她心里并没有底，不知道过境时会发生什么。除了护照，她还带上了边民证。

　　过境的时候，她只出示了边民证，顺利过关。59年之后，陈水珠老人在家中拿出当年的这本护照，翻开后面的签证页，笑言：你看，这里一个章都没有。

　　按照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退休民警李爱萍的说法：“陈瑞珠”的护照目的地是 “中国”。这是那一时期护照的特征，一般只有一个目的地。“如果换目的地国家，就得重新申办护照。”李爱萍说。

　　“陈瑞珠”的护照一年之后到期，新中国的第二版护照也已出炉，但她没有提出申请。她回来了就不打算再回去——尽管长辈和她讲，大陆吃白薯，日子很苦的。她的丈夫陈长淦和她一样，在青年时期也受到了共产主义启蒙，建设新中国是两个年轻人的理想。

　　1953年，新中国第三版护照推出，封皮从蓝色换成了咖啡色漆布硬皮。此时，肃反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归侨和侨眷多有受牵连者。

　　1957年，“反右”运动风行全国，归侨又一次受创。此时的陈长淦和陈水珠已归国日久，虽然内心思念远在海外的亲人，却已连申办护照的念头都已不敢有。归侨都彼此提醒，别惹祸上身。如果因为申领护照而被扣上“对社会主义产生动摇情绪”“向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这些帽子，是归侨们无法承受之重。如果运气坏的话，说不定还会再戴上一顶“右派”的帽子。

　　这种对护照噤若寒蝉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

　　据李爱萍回忆，这一时期，北京市每年因私出境人数只有区区几十人，几乎全部为归侨，“上面严格控制人数”。这并不难理解，普通百姓一来没有海外关系，二来没有经济能力，对护照的欲望几近为零。

　　2009年9月21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被授权查阅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一份历史档案(非保密文件)时，发现中央部委曾经有过严格的规定。

　　1964年9月25日，中侨委(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审批国庆回国观光华侨携带其子女出国问题的紧急通知》曾有规定：对于大学毕业生或大学在校学生，家长要求携带出国的，不要轻易批准；学绝密专业的一个不放，学机密专业的，原则上也不放；对确有正当理由，非出去不可的，经中央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个别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