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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连着中国内地，一头连着香港。30米的木板桥刻下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60年国门开放的曲折历程

　　本刊记者/王维博(发自深圳)

　　这是2009年9月16日的罗湖口岸。宽敞整洁的通关大厅里，听不到嘈杂的人流声，也看不到等候过关的长队，短短5秒钟，人们通过简单的刷卡、按指模、核对面部信息，就可以自助通关，去到那头的香港。

　　60年前的10月14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3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打到罗湖桥头，到此止步。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罗湖口岸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从此，罗湖口岸成为连接“外部世界”的“国门”。那时候，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海关只是一座破旧的小木屋。

　　此后的20多年，偌大的中国，除了北部与苏联接壤的关口外，只有与香港相连的罗湖桥，维系着共和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耕作口”

　　1950年，正值学术黄金时期的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渡洋来到香港，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的头两年，常有爱国人士通过罗湖桥回到国内，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邓稼先、郭永怀等科学家都取道于此。那时，罗湖口岸并没有明显的边境线，更没有铁丝网，附近的村民每天可以通过罗湖桥走到河对岸的农田进行耕作，甚至孩子都可以在香港上学。

　　1951年，中国开始封锁边境，深圳河两岸围上了高高的铁丝网。这一年，20岁的朱自然从上海海关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罗湖口岸工作。

　　虽然边境被封锁，但隔断不了深圳河两岸的来往，当时宝安还有4000多亩耕地在香港新界。土改的时候这4000亩土地分给宝安的农民。1951年，宝安经济生活困难，靠近香港的宝安百姓要求去种那4000亩地。后宝安县委向省里申请，同意宝安农民过境耕作，并设了7个“耕作口”，农民们凭耕作证早出晚归。

　　当时，对过界生产的农民，港英当局也没有加以限制，农民在耕作之余，还可顺便到香港游玩，买些东西回来补充生活。

　　“进出关检查起初也很简单，由于没有正式的办公楼，值班人员长期在车站铁路边摆一个木桌，旅客经过一个个打开包检查。”朱自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52年7月，31岁的张爱玲在烈日下走过了罗湖桥。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湮没，而她的身影在异国他乡渐行渐远。

　　从1957年起，通过罗湖桥过境耕作的村民发现了两岸的差距。河的对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赚13000多元。于是，白天在香港耕作的村民晚上不再返回河的这一边，有的甚至扶老携幼，全家都住在香港。

　　今年78岁的姚伯就是通过“耕作口”去的香港，他从罗芳村的生产队社员变成香港的最底层的工人，只花了一个晚上时间。

　　当时听到哪个熟人逃港了，他们会开玩笑地说，“他到香港喝咖啡去了。”姚伯说，从罗芳村到香港，可以走文锦渡，也可以走罗湖桥附近的“耕作口”。白天过去在资本主义地盘上干活，晚上回这边来过社会主义生活。那边的东西不许带过来，就在铁丝网那边吃饱了再回来。有时牵着牛过去干活，姚伯就经常就在牛耳朵里塞两个鸡蛋，过去卖点钱。

　　1957年的一天下午，他从罗湖桥附近的耕作口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最近最安全的路线是从现在的罗湖海关后的深圳河过去，但需要有熟人带，没有关系很难。其次是皇岗口岸，但有军犬把守。再次是梧桐山，路途远比较危险。最后就是泅水了。姚伯说，他有耕作证，就从罗湖桥附近的耕作口出去了。

　　去香港的人多了，在那边就成了一个个村子。原来一个村的还聚集在一起，罗芳村的人过去的还叫罗芳村，渔民村过去的也叫渔民村。

　　据宝安县志记载，从1951年深港封锁边境开始，1957年、1962年、1978年、1979年，深圳相继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外逃事件，其中以1979年为最。据官方资料记载，从1951年开始，宝安县青壮年流失人数为119274人，逃港成功的为6015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