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奏响中国人向太空迈进的序曲到“嫦娥一号”圆中国人千年奔月梦想，我国的航天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这期间我们有了通讯卫星、气象卫星、返回式卫星；有了一箭三星；有了“神舟”载人遨游太空；如今又有了“嫦娥奔月”、发回月球照片。今后我国还有“嫦娥”二期、三期工程，进行火星探测，还将送我们的航天员登上月球。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芮先生是一位旅游爱好者，每逢节假日，他总会出去游玩一番，十多年来几乎已经走遍了全国。在出游的同时，他还养成了一个特殊的爱好——收藏地图。

　　“我不爱跟团，而喜欢自己闲逛，所以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买张地图，研究、制定路线。”他说。

　　在芮先生家，记者看见满满一抽屉地图，其中许多地图上被画了各种标记，还有一些却整洁如新。他笑道：“这几年我在手机里安装了导航软件，车上也装了导航仪，用起来比以前方便得多。虽然还是买地图，但那就纯粹是出于收藏爱好了。”

　　芮先生所说的“便利”获益于卫星技术的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已成功发射百余颗卫星，既有“东方红一号”将《东方红》乐曲传遍全球，令世界瞩目；又有“嫦娥一号”成功奔月，把千年神话变为现实；更有气象、遥感、通信、导航定位、科学实验等几大系列的应用卫星，其作用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东方红一号”：奏响国人迈向太空的序曲

　　1970年4月24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火箭的运送下，准确地进入预定轨道，并向全世界播放歌曲《东方红》，奏响了中国人向太空迈进的序曲。

　　“卫星飞经我国上空播放乐曲时，正值全国各地庆祝‘五一’劳动节，那万众欢庆的壮观场面，将永远留在我记忆中！”如今回忆起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原院长、两院院士闵桂荣仍旧难掩激动之情，“世界各国都密切关注着中国这一惊人成就。虽然中国与日本并列在苏、美、法之后，在同年发射了人造卫星，但我国的卫星具有更高的水平，并且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完成。”

　　1963年，闵桂荣拿下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承担航空发动机传热问题的研究工作。那时，只在展览会上见过人造卫星模型的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后半生会与之如影相随。

　　两年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关键技术攻关全面展开。作为老字辈们眼中的“后起之秀”，年仅32岁的闵桂荣受钱学森之命，带领一批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组建一个新的卫星研究室，承担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有关热控制技术的研制任务。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组建好科研队伍后，闵桂荣第一件事就是把大家拉到北京天文馆去参观，学习太阳、卫星、地球的运动关系。他们从最基本的知识开始学习，边学边干，很快就取得了显著成绩。

　　“研制第一颗卫星时，面临很多难关。”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介绍说，热控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卫星在空中运行时，向阳面温度高达100摄氏度以上，背阴面温度低至零下100摄氏度以下，而仪器设备却必须保持在零下5摄氏度至零上40摄氏度之间才能正常工作。“闵桂荣带领科研人员通过大量分析试验，采用多种温控涂层，使仪器舱内温度达到了总体设计要求。”

　　用自己的双手，把我国第一颗卫星送上天，这令广大科技人员群情激奋。张劲夫回忆说，当时的中关村科学城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白天，人人忘我工作；晚上，依旧是灯火通明。在这样的气氛下，卫星研制进展十分迅速。

　　为了达到“上得去、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听得到、看得见”的设计要求，科研人员付出了大量努力。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说：“卫星如果做得太大，咱们的火箭载不动，因此把直径定为1米。但直径这么小，飞在天上又看不见。为了能让地面看见，大家想了很多办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研人员设计了一个球形的气套，涂上反光涂料捆在三级火箭外面，升空后卫星与火箭分离，气套通过充气变成直径3米的气球挂在卫星后面，便很容易观测到。

　　“看”的问题解决了，“听”的问题接踵而来。孙家栋说：“当时老百姓的收音机收不到卫星发送的频率，于是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转播。但如果光是嘀嘀嗒嗒的遥测信号，一般人听不明白，后来我们想出了点子，放《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后，《东方红》乐曲在太空中唱响，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科学家们却不敢放松——“老百姓听的是歌，我们却还要听信号。卫星要工作24天，如果传来的信号有误差，就意味着可能出现故障。还好，我们的卫星很争气。”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后，我国首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又于1975年11月26日成功发射和返回，使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之后第三个能独立研制和发射返回式航天器的国家，标志着中国卫星、运载火箭、发射、测量控制和应用这五大系统取得了新的突破，也标志着中国卫星工程开始进入应用阶段。

　　气象卫星：没有漏掉一幅受灾图像

　　一次，国家航天局局长孙来燕在与俄罗斯航天局局长会晤时，由于对方的一句玩笑而引出了深思。当时那位俄罗斯局长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把卫星通信源关闭的话，不知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事后孙来燕回想起这件事时说：“也许很多人没意识到，其实我们收看的电视转播、天气预报，使用的导航设备，包括做城市规划、土地勘测、灾害预测评估所用的遥感图像，都与卫星应用相关。很难想象如果离开卫星，人们的生活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2008年1月，我国南方地区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造成了长江中下游六省区发生暴雪灾害。当灾情肆虐时，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紧急启动灾害应急机制，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2B星于1月29日、30日、31日连续获取了受灾地区图像，并及时将提取的积雪覆盖信息报送国家减灾中心，为抗灾救灾及灾后重建提供了决策依据。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叶培建自豪地对记者说：“南方受灾期间，我们的气象卫星没有漏过一幅图。”

　　作为全球第三国土大国和资源大国，中国对于资源遥感卫星的需求强烈而迫切。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卫星应用》编辑部副主编葛榜军介绍说，在拥有自己的资源遥感卫星之前，我国一直使用国外的卫星资源，数据获取不够及时，无法满足广大用户尤其是灾害监测的需求。

　　为此，国家于1986年3月批准研制我国自己的传输型资源遥感卫星——“资源一号”卫星。因为与巴西联合研制，又称“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1999年10月14日，首颗“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发射成功。葛榜军说，该卫星获取的遥感数据主要用于监测国土资源的变化，评估森林储量、作物长势和产量，监测灾害，勘探地下资源，监测空间环境，为空间科学研究提供资料。

　　2003年10月21日，我国发射了第二颗“中巴地球资源卫星”，从而保证了遥感卫星的连续运行以及数据提供的连续性。此外，还分别于2000年9月、2002年10月和2004年11月发射了3颗地球资源卫星，形成了中国的资源遥感卫星系列。

　　除遥感卫星外，我国的应用卫星还在通信、气象、导航等方面建立了稳定、可靠的应用系统，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目前，我国自行研制和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已有80多颗。

　　2008年两会期间，叶培建曾对记者说：“在二十一世纪，卫星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我们的生活网络将完全瘫痪。”他表示，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中，应用卫星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将会有更多性能更高的卫星，在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据我所知，今后十年我国要发射的卫星，比我国此前发射卫星的总和还要多，目的就是为了更大地满足全社会的需要。”

　　“嫦娥一号”：圆国人千年奔月梦想

　　《淮南子·览冥训》记载：“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自古以来，“嫦娥奔月”这个凄美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美丽的仙女、清冷的广寒宫、高处不胜寒的孤寂心境，不但令文人骚客们感慨万千，也让普通百姓对遥远的月球充满了向往。

　　600多年前，一位名叫万户的明朝官员将自己绑在椅子上，两手各持一只大风筝，勇敢地点燃了47枚捆扎在椅背上的火箭——虽然最终粉身碎骨，但他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尝试用火箭飞天的人。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万户”。

　　2007年，我国月球探测一期工程顺利实施，国人的千年奔月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要说中国的月球探测经历，产生过哪些波折，国家如何立项，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中国探月工程月球应用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深有感触地说。

　　从1958年至1976年，美国和前苏联一共进行了118次对月探测活动，从那时起，我国科学家便一直关注其进展。

　　“虽然这118次发射成功率不到一半，但他们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成果。特别是12位宇航员登上月球，而且采集了380多公斤月球的样品供全世界的科学家进行精细的研究，这些成就对技术的进步、科学的创新，乃至带动新产业的产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欧阳自远说，“我国科学家从1960年开始，一直在跟踪研究美国和前苏联每一次发射的情况，包括他们的思想、目标、使用的技术。这样一边做工作一边了解、综合分析，一直到1994年，前后大约35年时间。这对我国来说，是个准备的阶段。”

　　1994年，我国经济实力逐渐雄厚，载人航天工程也已经立项，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实现载人航天的技术能力和工程能力，再加上航天技术获得了多项成就，欧阳自远认为再努把力，我国有能力进行月球探测。“在此基础上，我们向863提出开展中国月球探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此后，围绕‘探月有没有必要’、‘是否可行’等问题，科学家们进行了反复的论证。”

　　2000年10月，国防科工委原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在“世界空间周”庆祝大会上宣布：“在空间探测方面，将实现月球探测……”这是中国高层首次向外界表露探月的决心。

　　探月工程的规划报到中央后，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完全肯定。栾恩杰说：“当时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的，家宝总理亲自听汇报。听完后他认为探月工程是非常重要的科技活动，在我国进入新世纪、推动202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时候，应该作为一个重大工程来实施。所以，决定探月工程起步。”

　　2004年1月，温家宝总理作出正式批复，月球探测一期工程正式启动。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我国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腾空而起，并于一年后圆满完成在轨运行和探测任务，共获取了1.37TB科学探测数据。

　　张劲夫：

　　“东方红一号”是怎样诞生的

　　“我国的卫星研究其实从1958年就已经开始。”张劲夫介绍。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我国领导人对此予以高度重视。聂荣臻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叮嘱，要中科院密切关注有关情况。次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后，聂荣臻委派张劲夫、钱学森以及当时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王铮负责卫星规划。

　　于是，中科院党组立即展开研究，并把卫星研制列为当年全院第一项重大任务，代号“581”，随即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两项工作。

　　一是拿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规划，并于1958年7月向聂荣臻报告。报告中说：我国卫星规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其中火箭以五院为主，探空头和卫星及观测工作以中科院为主，相互配合。要求苦战三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卫星上天。

　　二是做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模型。张劲夫说，为实现规划任务，中科院成立了“581”组，专门研究卫星问题，由钱学森担任组长。同时成立了三个设计院，分别负责卫星总体设计和火箭研制、研制控制系统、探空仪器研制与空间环境研究。

　　通过与院内外31个单位协作，紧张工作了两个多月，“581”组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以及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和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然而，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卫星任务受到了影响。1964年，我国经济形势逐渐好转，12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赵九章在第三届人大会议期间上书请愿，引起中央的重视。周恩来于次年1月作出批示，要中科院提出卫星工作具体方案。

　　随即，张劲夫和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裴丽生、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竺可桢迅速组织有关人员讨论，在此前卫星基础研究和火箭探空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党组建议上报。与此同时，钱学森致函聂荣臻，也建议尽早制定卫星计划，列入国家任务。

　　经过一段紧张的研究论证，中科院受国防科工委委托，于1966年10月20日主持召开历时42天的总体方案论证会，会议确定我国第一颗卫星为科学试验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主要为发展我国对地观测、通信、广播、气象、预警等各种应用卫星获取基本经验和设计数据。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升天，从此，浩瀚的太空中留下了中国人的足迹。(付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