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是中国人口问题的战略思考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1954年9月，作家马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韩梅梅》。小说讲述了韩梅梅在县中学考试落了榜，受到家人数落。合作社缺少有文化的人，十分欢迎她回乡务农。社长想让她当管理员，她却主动承担了喂猪的工作，不怕脏臭，科学养猪，猪养得又肥又壮。秋后农业社结算，梅梅挣了70多个劳动日的工分，分到一千多斤粮食，还被选为生产模范，派到县国营农场去受训，家人也对她转变了看法。一时间，“知识分子回乡养猪”的话题街传巷议。

　　以21世纪中国的衡量标准，高小毕业的韩梅梅怎么也不可能被称为“知识分子”。但在建国前中国八成以上人口是文盲，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还不足20%的背景下，这一切顺理成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素质的巨大提升。

　　经过60年对国民教育的持续投入，中国已经从人口大国，转变为现代语境下的人力资源大国，并向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迈进。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与同时期独特的人口红利紧密相关。然而，即便是站在人口红利高峰期，中国已经意识到了人口素质、人口结构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如何延续人口红利，使经济社会发展获得持续不断的原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命题之一。

　　谁是知识分子

　　将韩梅梅的故事放到今天讲述，别有一番意味。60年来，知识分子内涵和外延的嬗变，反映出中国人口素质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4个500万”的说法。即现代产业工人50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500万、各级党政干部500万、知识分子500万。在500万知识分子中，“高级知识分子”即教授、名作家、科学家、工程师、名医等，不到10万人。

　　到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了便于实际工作，曾为界定知识分子提出过三条标准：一是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国家干部，如行政管理人员、经济工作人员等；二是有技术职称者，如高校教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新闻出版人员、医务人员等；三是中小学公办教师。1985年，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又重申了这三条标准。社会上老百姓一般把上述三类人，看作是“知识分子”。

　　“但当时的所谓知识分子，只是小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们仅仅具备了读写算等基本的知识素质。”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王通讯说。为提高国民教育素质，我国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和精力，使国民平均教育水平在60年中大幅提高。随着社会的前进，对知识分子的衡量标准也提高了。

　　“知识分子是中国特有的名称，这个群体随着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而迅速扩充。1982年人口普查时，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4%，而2007年底这一数据已经变为了6.2%。”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陆学艺回忆说，20年前他当所长时，单位的博士生凤毛麟角，而现在进入国家211高校的求职者，没有博士学位根本不可能了。

　　这位1957年考入北大的老社会学者说，当年全国大学招生只有10.7万人，而2009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610万人。今昔对比令人感叹。

　　1998年，我国高等学校开始扩大招生，大学(本科和大专)毕业生人数也随之逐年攀升：2001年为115万名，2004年250万名，2005年338万，2008年532万，直至达到2009年的空前高峰。

　　如今“大学毕业”早已成为全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认同标志。而日益扩大的考研大军，也证明中国人对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认定标准仍在不断提高。

　　向人力资源强国跨越

　　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全球瞩目。这与我国人口素质的提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改革开放正好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定时期相重合。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且不断增长，这是经济突飞猛进的重要原因。”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30年来，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在保证经济增长所需的充足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负担轻、经济剩余多，从而有利于达到和维持较高的储蓄率，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

　　“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未来5～6年仍会持续升高，在未来15～20年时间内，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仍将存在。”张车伟说，“从人口问题角度来看，这种结构特点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最大优势。”

　　然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所带来的发展优势，不能掩盖我国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方面的种种问题。近年来凸显的技工荒、大学生就业难就是个中表象。

　　中国社科院在今年9月8日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目前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但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05年，美国该指标为13.63年，日本为12.9年，比我国(8.7年)高出5年左右。

　　“即使是我国近年来迅速提高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1%)，也与发达国家50%以上的水平相差较远。”张车伟说。

　　从人才结构上来看，结构性短缺成为目前困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一边是拥有先进技术、实际动手能力强的高技能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甚至以博士的月薪虚位以待；另一边是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短缺，企业难觅领军人物。同时，每年上百万的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高层次人才短缺，战略性人才短缺，复合型人才短缺，外向型人才短缺，是至关重要的四大人才短缺。”王通讯说。

　　2005年，国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大学毕业生中只有10%左右具备在外企工作的技能。欠缺应用技能、英语水平较差，是主要原因。本土高素质人才短缺，对跨国公司以及向海外扩张的中国企业产生严重影响。

　　“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末端，人力资源所产生的利润低。谋求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源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更多能够将知识、能力和创新凝聚于产品之中的人才。”张车伟说。

　　人力资源强国建设众望所归。2003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上开始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跨越的号角由此吹响。

　　怎样延续人口红利

　　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中，发挥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大的人口优势，规避和调整人口素质和结构问题带来的发展短板，是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等多个方面延续和扩展我国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今天的教育培训是明天的人口红利。直到今天，上世纪50年代来自马寅初的“人口论”与高层回应的“人手论”之争仍然引人频频回顾。在进入21世纪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人脑论”成为一种跳出传统争论，另辟视野的人力资源理论。

　　“我们看重‘人脑’，因为它能以一当十，创造出N个人的劳动价值。”王通讯说，“人才的开发价值无穷无尽，人力资源的潜能没有止境。与物质资源相比，人力资源是一种越用越多、越用越好、可持续转化的优质资源。”而挖掘人力资源的最直接手段就是教育和培训。

　　上述麦肯锡所公布的报告还指出，许多中国大学采用偏重理论、依赖书本教材和导师传授的教育模式。以工程类大学毕业生为例，中国学生很少有项目实践和团队合作的机会，因此缺乏在跨国企业工作所需的应用和团队协作技能。报告建议，加强大学教育与行业需求的紧密结合。

　　“大学的专业设置要从市场需求出发，而不是单从学校的角度出发，应该反过来调节。这个问题自从大学生就业难出现伊始就开始提出，而直至现在仍然收效甚微。”王通讯说，“人才生产的机器在不断运转，不进行及时调整，很多人注定要面临没有销路的窘境，产生‘越来越’的趋势，因此人才生产部门也就是高校，应该有一个长远规划。”

　　受近年来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小学阶段在校生规模将出现下降趋势，初中阶段在校生规模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出现类似的下降趋势。因此专家还提出，未来一段时期内，在稳定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基础上，我国教育发展的重点应逐步“双向延伸”——向学前教育与高中、高等教育倾斜。

　　“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考虑了。这也是我国跨越‘小知识分子’阶段、为未来储备人才的客观需要。”张车伟说。

　　近年来，另一个人口结构问题热度迅速升温。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1%，且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近30年来，我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我们享有的人口红利不是没有代价的。现在来看最明显的就是，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张车伟说，此时如果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积累大量财富，用以应对老龄化社会，那么将会陷入更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