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美国人彼得·德鲁克在其著作《未来的里程碑》中首次使用“知识劳动者”(knowledgeworker)来指称这样一群人：他们一方面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其本身具备较强的学习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

　　建国60年，正是“知识”和“劳动”日益紧密结合的60年，也是知识劳动者逐渐成为社会建设中坚力量的60年。

　　工人“知识化”

　　195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充分发挥技术人员在国家工业化建设中的作用》的社论，开篇即指出：“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有了一定的资金，有了苏联的技术装备援助之后，人才问题，特别是技术人才问题，就被提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

　　此时，“一五”计划正在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地开展。经历了长年战乱的中国人意识到，为了改变旧中国经济、社会严重落后的局面，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开展技术革新，培养各种熟练的技术人员，才能实现“机器去工作”的理想，实现国家工业化。

　　1954年4月，鞍钢的王崇伦与其他6位著名劳模联名向全国总工会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全国总工会于当月21日作出《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

　　技术革新，使工人们的劳动竞赛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许多工厂在加强技术教育的同时开展基本的文化教育，使得工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和推广苏联的先进技术和国内行之有效的重要先进技术。

　　王崇伦本人随即制出“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4年任务，成为全国最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线工人。抗美援朝军品生产中，他设计并制造出特殊卡具，提高工效24倍。60年代初，他实现100多项革新，先后突破十几项重要技术难题，填补了中国冶金史的空白。

　　大量劳动者像王崇伦一样在一线学习和运用知识，他们的努力使得这次技术革新闪耀着劳动者的光芒，确保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他们的光芒并没有随时间淡去。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高级技术工人始终走俏，“技工荒”也一直是许多沿海企业每年必弹的老调，市场的供求关系从另一个侧面彰显出知识型劳动者的价值。

　　“臭老九”的命运救赎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说，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此时的春天太短暂了。经过“反右”和“反右扩大化”，知识分子阶层受到严重打击；十年“文革”，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社会氛围更是登峰造极，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被“踩在脚下”再“踏上一万只脚”。

　　新生源自“拨乱反正”。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次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的收入并没有立刻随着社会地位涨起来。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然后在城市企业展开，体力劳动者先于脑力劳动者进入市场经济，最先获利。而事业单位等工资制度的长期僵化，导致知识分子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这样累积下来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脑体倒挂”。“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成了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语。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知识精英(干部、教师和研究人员)辞职下海，成为商海弄潮儿。从80年代中期的“电子一条街”发展成90年代末“中国的硅谷”，高科技企业林立的中关村见证了知识向财富的高速转化。

　　前30年政治地位的起伏，后30年财富的一点点地积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建国60年画出了一道“微笑曲线”。

　　“知识劳动者”

　　要获得研发环节的高利润，就需要拥有大量具有创新能力的知识劳动者。要激励知识劳动者的创造性，便是要尊重他们的知识产权。大量法规政策的制定正一步步推动知识产权的转化。知识劳动者成为时代新力量组合。

　　1990年9月，《著作权法》颁布实施，使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等作品的作者权益受到了法律的保护。2005年新《公司法》修订出台，扩大了用作投资的知识产权的范围，将著作权成果纳入股东的出资范围，并且事实上扩大了知识产权投资可占整个公司资本中的比重。这将鼓励以软件为代表的著作权成果、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中的经营信息等知识产权拥有者的投资热情，充分体现智力在公司发展过程中的价值。

　　信息爆炸时代，新兴媒体的出现使得劳动者的知识化变得更加容易，而大学的扩招让更多年轻人获得进一步学习的能力。2008年秋季，中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已达23%，这和解放初期总人口中文盲率高达70%的情况不亚于天壤之别。

　　中国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在60年间有了质的飞跃，大学生已经进入社会的各行各业。大批具备高端文化知识和学习能力的年轻人涌现，无疑优化了国内劳动力整体的构成，将极大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竞争力。(陈蔼婧 秦小东)